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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月3日,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在北京隆重举行。

  • 在技术进步带来金融服务效率提升的同时,由于业务模式、技术属性、风险特征的新特点,也带来了不少挑战。监管适应性的挑战,数字普惠金融跨界特征明显,需要完善综合监管和穿透式监管,加强监管的协作和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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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日上午,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召开,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在论坛上发表致辞。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的复杂度前所未有,迫切需要维护金融安全,大力提高金融研究水平。

  • 今日上午,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17年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正式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

  • 今日上午,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京召开。 金融是撬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是中国走出去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也是未来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保障。

  • 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将于2017年6月3日—4日在清华大学举办。2017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关注全球金融发展的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力,聚焦世界与中国、改革与政策、学术与实践三大层面问题。

  • 3日,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承办的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在北京隆重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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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开幕致辞

  吴晓灵

  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谨代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全体师生向出席论坛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师生和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五道口金融学院由中国人民银行与清华大学合作,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基础上建设而成,是清华大学第十七个学院,是我国金融高等教育平台和金融学术政策研究平台。

  近年来,学院延揽国际、国内一流师资,既包括一批享有国际声望的知名教授陆续加盟或来院讲学,又涵盖很多政府和业界资深人士担任兼职导师和授课教师。学院秉承教育强国理念,以培养经邦济世人才为目标,金融学博士、金融专业硕士、本科辅修、双学位金融MBA、金融EMBA、全球金融GFD以及高管教育等项目顺利开展,为中国金融界培养输送了大批高层次、创新型、国际化的金融人才,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在未来,我们要以学院使命“培养金融领袖,引领金融实践,贡献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谐”为共同信念,以“修齐治平”为行为准则,树立“教书育人,以德立身,以德施教”的理念;加强对中国金融问题的深度研究,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金融学院,建设一流的金融智库。

  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长足进步,离不开各界对学院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对大家的支持表示感谢,并期待大家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的发展。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建校105周年时寄语清华,希望清华大学为祖国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一寄语也深深鼓舞了我们。五道口金融学院身在清华大学这个大家庭,秉承着清华一贯的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精神,密切贴近实际,坚持践行金融事业服务国家和人民、效力改革创新和人民福祉改进的时代课题。尤其是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国家金融安全进行集体学习,更给当代金融人提出光荣的使命和要求。

  正是按照总书记的期望和要求,紧贴中国经济金融现实,直面当下中国金融发展中最迫切的问题,我们想通过举办论坛,碰撞智慧火花、凝聚各方力量,为中国金融发展做出支持和贡献。

  本届论坛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为什么选定这一主题?大家应该都注意到,2016年以来,有一个词组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就是“防控金融风险”,对于防风险,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理解各不相同,但它的频繁出现无疑在提醒我们,中国到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注重保障金融安全的时期。随着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金融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日趋显著。金融是撬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是中国走出去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也是未来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保障。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我们正面临新旧动力转换的时期。金融作为资源配置的龙头,既要支持新动力的发展,又要维持传统经济的转型升级,我们的任务复杂而艰巨。随着金融创新增多,金融业的“交叉地带”越来越多,并且由于行业规范发展上存在一定问题,金融风险有所积聚,因而中央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无数经济危机的教训提醒着我们,金融安全、金融稳定一旦出现问题,很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进而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发展和积累的成果将受到重大影响。我们需要高度重视金融安全问题,尤其是要回答在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如何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的同时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这一问题。

  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已成功举办两届。前两届论坛汇集了金融界的各路精英,共同为中国金融的发展献言献策。正是在各位的积极参与支持下,论坛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受到海内外金融界的广泛关注,成为论道中国金融发展的平台,希望大家以独到的见解和思想充分讨论,开放交流,共同打造一届贡献智慧的高品质论坛。

  谢谢大家!

  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的致辞

  清华大学校长 邱勇

  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召开,我谨代表清华大学,向论坛的召开致以诚挚的祝贺!向莅临大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金融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的复杂度前所未有,迫切需要维护金融安全,大力提高金融研究水平。清华大学高度重视金融学科的建设,在积极开展学校教育的同时,加强思想交流和智库建设,2014年成立了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并已举办了两届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为金融理论创新和金融政策研究持续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支持。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清华大学金融学科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得到了海内外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今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以“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为主题,十分贴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对新时期发挥金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对经济安全的保障作用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相信,经过各位专家学者深入的研讨,本届论坛必将结出更多、更重要、更富有影响力的成果,这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推进中国金融理论与实务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中国金融体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去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清华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他希望,清华大学努力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方面走在前列,为国家发展、人民幸福、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光荣的使命时刻鼓舞和召唤着清华人。新的历史时期,清华大学积极开展包括金融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广育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各类人才,深度参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朝着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的目标奋力迈进。

  五道口金融学院既秉承了深扎业界、引领学界的“金融黄埔军校”之长,更汲取了“顶天、立地、树人”的百年清华教育精髓,是金融专业教育与改革发展实践的深入结合。多年来,五道口金融学院一直努力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金融高等教育平台和金融学术政策研究平台,汲取五道口沟通业界、引领实践的优良传统,扎根清华大学丰富的学术土壤,提供高质量有影响力的学术和政策研究,实现了业界与高校资源的强强联合,打造出清华金融学科的蓬勃生机和鲜明特色。希望五道口金融学院和国家金融研究院继续发挥独特优势,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创新与发展,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国际化的金融人才,为国家金融发展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撑。一方面立足当下服务社会,培养金融领袖,引领金融实践,另一方面,积极融入并参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在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下,贡献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谐

  清华大学金融学科建设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在五道口金融学院成立以后,清华大学金融学科建设进入快车道,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广大金融届、媒体届人士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期待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支持清华大学金融学科建设,继续关注、支持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的建设,共同为中国金融人才培养和金融发展贡献力量。最后,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陈雨露: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发展”今日在京召开。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就“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宏观金融管理领域的全球共识及其政策实践”为主题,发表演讲。

  陈雨露以“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宏观金融领域的全球共识和政策实践”为主题,围绕“正确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和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发展大普惠金融”以及“更加重视金融基础设施的作用”等四个主题介绍了全球共识和中国实践。

  关于正确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和结构性改革的关系,陈雨露表示,要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总需求管理,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要引导金融机构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也希望实体企业能够立足自身的主业,纠正偏离主业盲目涉足金融业的倾向,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对金融资源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关于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方面,陈雨露强调,中国在探索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方面已经走在了国际第一梯队,下一步要围绕建立有效的系统性风险度量和早期预警机制、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开发、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

  关于发展大普惠金融,陈雨露表示,金融不能只为少数精英群体服务,而应更加关注民生、注重社会责任、关心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等重大现实问题。中国普惠金融总体仍然处于一个起步阶段,构建一个广覆盖、低成本、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让金融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普罗大众还有大量艰苦的工作要做。

  关于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陈雨露指出,要以法制化、市场化为方向,统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制定实施统一的准入、运营和管理的法规体系,更好地为市场主体提供高效的服务,支持货币政策顺畅传导,保证国家金融安全,促进金融体系稳定健康发展。

  陈雨露期待通过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等重要平台,汇集全球优秀专家和人才,深度挖掘中国政策实践的方法论和思想内核,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

以下文字由速记稿改编,未经发言者与论坛主办方审核,转载或引用请谨慎!中国财富网不承担转载引用以下文字所引发的任何后果。

    主持人:鞠建东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晨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鞠建东,再次欢迎大家出席论坛。此次论坛,获得了京东金融以及《清华金融评论》、未央网的大力支持。

  1980年以来,全球化的发展有三个驱动力:贸易、技术与MIC。我们注意到这三个驱动力最近的变化:

  第一,全球贸易的增长在2012年前后,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2012年前的30多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是GDP增长速度的两倍还要多。而2012年之后,只有GDP增长速度的一倍还不到。2016年以来,美国、英国等发达经济体全球化的政策都发生了改变。

  第二,中国经济也在2012年前后进入了新常态,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最近几年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第三,最近几年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进一步加快,AlphaGO又赢了,人类正处于下一个技术革命的前夜。

  在这些大背景下,接下来我们的嘉宾,将围绕一带一路与全方位开放进行演讲。下面,有请中投公司总经理屠光绍先生上台演讲!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绍: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非常感谢五道口金融学院吴晓灵院长对我发出的邀请,同时我也感觉到这也是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谈一谈一带一路的建设,特别是有这样的机会,谈一谈一带一路建设与中投有关的跨境投资这样的内容。

  我想今天这个机会难得,这么多的专家、学者还有这么多的新老朋友,我们聚集一堂,也是和大家一块儿交流,也是向大家学习的一个机会。

  大家也知道,刚才鞠教授也谈到了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大家看看主题词或者是关键词,你要点击一带一路,这个是全国乃至是全球点击率出现的频率最高的词,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仅是聚集了全球的注意,同时它也反映了全球广泛的利益以及前景发展的诉求。

  关于一带一路的重大意义,各位专家、学者和朋友已经读过很多讨论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文章、著作,包括各种一带一路的延伸文章,关于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引出了很多方面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最能够说明或者是全面地、高屋建瓴地说明一带一路的重大意义,就是前不久在北京举办的全球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的具有很高战略高度的讲话,当然他的讲话我们还在进一步学习。

  我主要是从跨境投资角度来谈一谈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同时也对一带一路在下一步的跨境投资当中,特别是中投作为国家的主权投资基金,作为在国家乃至全球重要的机构投资人,我想谈一点这方面的认识。主要谈三个问题。

  一、一带一路的建设为跨境投资创造了良好机遇。

  二、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跨境投资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三、中投怎么样发挥好自身优势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下面我想谈第一个问题,就是一带一路建设为跨境投资创造了良好机遇。

  为什么说我要谈跨境投资和一带一路的关系?因为我想这不光是说我目前所在中投的机构就是做境外投资的,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大家也知道,作为全球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怎么样促进全球的投资?这个是在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通过投资的增加,或者是进一步地促进投资来进一步促成增长,通过进一步促进投资和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通过促进投资来进一步形成全球下一步的发展能够不断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所以我想怎么样促进投资,大概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个国家和地区面对的问题。因为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经济增长乏力,当然现在这两年从美国开始,看欧洲,也包括新兴市场,全球的经济在复苏的过程当中。但是增长的乏力大家都会关注到一个问题,面对增长的乏力,或者说下一步复苏,促进经济下一步的增长,就是如何促进投资。

  所以大家也看到了,无论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还是从发达国家,当然包括全球最发达的国家美国都有怎么样促进投资的问题。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是一个全球普遍面对的问题。我想恰恰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当中,为跨境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机遇。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一带一路促进跨境投资,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实际上为全球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不断提供这样的力量。

  为什么说一带一路建设为跨境投资创造了良好机遇?我想从这么几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一带一路的建设带动了大量的投资需求,这里面当然包括很多,我简单地举出来了,包括基础设施的问题,包括自贸区、产业园区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其他领域,比如说像能源、资源和农业合作。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表,全球从现在到2030年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需求量是57万亿,这里面80%可能来自于这么几个方面。在全球这样大的结构版图里面,来自于亚洲的需求大概要占据一半。所以我也找到了一些数据,就是把它的构成主要的内容提出来,无论从全球还是从亚洲地区来看,大量的投资需求是存在的,而且需求也是在这儿的。

  当然一带一路我们也知道,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当然有一带一路沿线,但是实际上它的开放和包容性,远远不止沿线的国家和地区,所以它可能覆盖的范围更广。也就是说大量的投资需求,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会不断地带来投资的需求。

  第二,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我们作为一带一路积极的倡议者和积极的参与者,中国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需求,包括我们跨境投资的需求,应该说也有来自于中国自身这个方面的需要。所以我们也从这么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概括。

  我想这不光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大量的投资需求,带动了大量的投资需求。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为推进跨境投资也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我们知道投资需求如果有的话,投资需求怎么样能够变成实际的投资,这个是需要一系列的条件。所以我们恰恰也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为这种潜在的投资需求,或者是这种投资需求变成实际的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一带一路建设提到的五通,从基础设施、资金、贸易、政策、人为方面,这个实际上为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推进投资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环境,所以一带一路为跨境投资也是创造了有利条件。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一带一路的建设也为跨境投资搭造了跨境投资的重要平台。

  这个平台的搭建是从各个方面来形成合力,搭建了这样一个投资重要的平台,当然包括政府间、贸易和民间资本的参与,当然也包括里面巨大的项目储备和项目的释放。

  所以应该说从这几方面来认识,我旁边也有一些数据,来说明一带一路建设为跨境投资创造了良好机遇。

  二、中国推动一带一路跨境投资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建设为跨境投资创造了这样良好的机遇,中国的跨境投资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的FDI,一边吸引境外投资,一带一路建设继续会为中国吸引对外投资扮演好吸引外来投资大国的角色。

  另一方面,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投资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对外投资需求这几年也有着快速的增长。当然除去一些短期的因素以外,我觉得是有内在需要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中国也在走着过去一些国家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全球配置资源需求的增加,中国的对外投资也必然会有一个不断规模的增加,需求也在不断提升。

  所以应该说中国本身就会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在跨境投资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几个作用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观察。

  第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总体来讲是规模增长和能量提升的。我想,针对这点我们也用一些数据来进行说明。

  即使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到现在就几年的时间,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就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当中,中国的跨境投资,包括在一带一路上的对外投资,也在不断的增加。为了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我们有一系列的措施安排。对于一带一路的跨境投资,中国也在扮演着重要角色。

  同时,另外一个方面大家也要看到,实际上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投资,也是有相当规模的。

  另一方面,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投资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对外投资需求这几年也有着快速的增长。当然除去一些短期的因素以外,我觉得是有内在需要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中国也在走着过去一些国家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全球配置资源需求的增加,中国的对外投资也必然会有一个不断规模的增加,需求也在不断提升。  

  3、利用好中国因素。

  我刚刚说到了,中国在全球的定位里面,我们既有FDI,同时有ODI,这实际上是个很好的循环。中投的优势或者也是中投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为这就是立足于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市场巨大,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势非常明显。所以,要利用好中国因素,实际上通过中投境外的投资,能够跟中国国内的经济和国内市场形成很好的对接,这就能够实现中投投资和中国经济的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形成良好的循环,所以我们要利用好中国因素。

  4、寻找好合作伙伴。

  因为,中投在长期财务投资方面,中投的投资定位不是做产业投资,也不是做控制性投资,中投主要做财务投资。所以,怎么样能够寻找到很好的合作伙伴,这对中投成功来说也是很关键的因素。从中投十年的经验来看,恰恰也是在国际上有一批很好的合作伙伴,同时在国内能够跟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能够形成合力,形成资源的共享,形成一些投资的合作,在国际国内建立起这种合作伙伴的关系,对于保证中投投资的成功,也意义非常重要。

  5、我们要参与好投后管理。

  投资、投资,当然投资项目、投资决策非常重要,但是投后管理更加重要。我们在境外投资,从中投的实际经验体会来看,投后管理是我们的一个短板,这不光是对中投,对于中国往外走的企业、往外投资的企业,投后管理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所以,做好投后管理,对于一带一路跨境投资,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中投不是做控制型投资的,而是做财务投资的,那怎么样既发挥好我们作为积极股东的作用,来搞好投后管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还能够通过中投的参与,形成价值的增加。所以,在投后管理方面,这是我们要把它做好的。

  6、实现好投资目的。

  中投在投资过程当中,首先考虑我们的商业原则,要考虑商业收益,但是不仅仅于此,在考虑商业原则、商业收益的基础之上,我们还要能够形成被投资的标的,被投资国和地区,我们还要能够带动,比如创造就业,增加发展的机会,促进在当地的经济发展,这也是我们的目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形成综合投资的良性循环。

  所以我想,今天在这儿,利用这个时间,谈谈一带一路的建设和跨境投资方面的情况,同时介绍中投我们参与一带一路的考虑,说的不对,请大家批评!

  谢谢大家!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

  感谢各位嘉宾,特别是感谢各位的参与者在星期六的上午来参加我们这个大会,特别是主办者很大的容幸,所以借此机会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

  这个会是关于经济的全球化和全球的金融稳定,让我讲讲实体经济,我想在今天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下,最大的一个变化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化,是特朗普的政策变化。特朗普的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全球化和金融的稳定,在根本上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产生了一系列的不确定性。

  所以今天这个发言我就想这个机会把我观察到的现象给大家做一个报告,我称之为《特朗普不确定性》。为什么不确定呢?因为他说了无数的话,他要搞基础设施,刚才屠总经理讲到了5500亿到10000亿,要搞公司税的改革,要搞贸易战,要搞放松监管。最有意思的事情,他半夜两点钟睡不着觉了就开始跟全世界讲他是怎么想的,全世界是不太有这样的事情的。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他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所以刚才屠光绍总经理也讲到他也为他着急,我们也很着急,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做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他的政策对全球的影响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做,这个世界就开始猜测,这个世界开始猜测,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他上台以后,因为他的这些言行,这个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市场第一对美国利率水平预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大选举之前预计十年国债的利率水平大概也就是2%左右,而且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态分布,尾巴很大。但是我们一谈到在他当选以后,整个预期急剧上升,而且高度集中,把国债十年期的利率水平提高到了3%,几乎上升了1个百分点,这是巨大市场波动。

  因为他要做10000亿基础设施的投资,所以通货膨胀的预期上升,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的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利率水平上升、通货膨胀上升,在股票市场是什么意思?股票市场会上涨,所以果不其然,整个股票市场有很大的上升。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是他当选的108日,从108日开始,大家可以看到股市一直上升,一直上到前几名,要到他有可能被弹劾时股市才下跌。所以这一个特朗普预期,股市上升了20%左右。

  人是一个听故事和讲故事的动物,特朗普改变了这个故事,改变了市场预期,所以他就改变了市场的行为。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做金融,我们得看市场行为,得看预期,特朗普改变了之后这个影响是很大的,股市开始上升。更有意思的是,股市上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跟他政策有关的股市上得非常厉害。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去杠杆的这些行业股票上升的25%,基础设施有关的行业股票上升25%,要打贸易战有关的行业保护上升了20%。所以说市场马上就开始动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所以我一直想,我们都说中国的股市是政策市,我看美国的股市也是一个政策市,而且比中国的股市政策还厉害,政策走向非常厉害。但是股市波动也产生了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在这张图里,我把美国不同的股市,从股市到信用产品,到股市的波动,从去年的930日到今年的331日,整整六个月波动做了一个分析。白点是去年的930日,黑点是今年的331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股市在不同的波动,有些上升又返回了,都在不断地往上走,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普世权威的变化,这个不是我要说的。在这张图里,我标着不同的颜色,我前面讲的是指数的上升,我在这边讲的是市场的估值,如果估值是蓝的,表明这个估值还是比较安全的,进入绿的、黄的还是可以,如果进入红的,就表示估值已经偏高,市场风险加大。所以我们看到经过这期特朗普预期,整个的资本市场其实都从一个比较安全的估值水平,进入了一个比较高的红色的估值水平。

  美国的股票市场从我们的周期来看,是周期的第九个阶段,已经进入了周期的尾部,这个阶段是波动很大的阶段。特朗普提前把这个第九个阶段移到了第十个阶段,进入了高风险的阶段。所以这个是对市场一个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顺便说一句,我发现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国人相信特朗普(特别是中国的投资者)超过美国人,因为在整个股票市场上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中国的资本流入美国市场。当然他们也赚了不少钱,在前面一张图中,他们赚了不少钱,就是股市上升得很厉害。但是从这张图来看的话,大家要小心,因为股市已经进入了高风险的阶段,这对全球的金融市场也是会有波动的。

  特朗普预期最有意思的是,他改变了债券市场的预期。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蓝线是去年101日美国的债券收益曲线,这个蓝的实线是美国1230日的收益曲线,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债券的收益曲线是上升的,特别是在10年期和30年期尾巴的部分,上升的非常厉害,就是这一截。所以可见这个市场对未来的预期看好,这就是因为特朗普讲的故事改变了人们的预期和行为。

  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把中国的债券收益的曲线放在一起,红的是中国的债券,是1230日的,这是101日的,实线是中国去年年底债券收益曲线,当美国的债券收益曲线上升的时候、平移的时候,中国的债券曲线同样上升,这个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事情,美国出了个特朗普,中国没有特朗普。

  美国债券曲线上升了,为什么中国债券曲线会上升?这就是全球经济金融的关联性,就是现在市场越来越多是由信息到信心的传导,由信息到恐慌的传导,由此改变市场行为。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个是以前几乎很少能观察到的,美国债券收益的曲线,而且中国债券收益曲线同样在第10年期,就是在最后这儿,和30年上升得很快,和美国的债券收益曲线上升几乎是一个方向。

  而且,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而且,中国债券收益曲线上升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1年期收益曲线上升得非常快,远远超过美国1年期的国债上升曲线,表明中国的债券市场在移动的时候本身就带有一种被冲击的恐慌。所以1年期的利率上升很快,流动性紧张。

  这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美国的国债市场收益曲线的变化,会引起中国国债收益市场如此巨大的平行又不平行的变化,深刻地反应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关联性、共鸣性,以及美国金融市场对世界金融市场,包括对中国金融市场潜在的冲击和影响力,我觉得这个影响力不可低估。

  所以这是一张特别有趣的图象。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政策改变了人们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黑的点是美联储公告世界他可能加息的预期,比如说到2021年,利息可能达到3%左右。这个红的线是市场对美联储基准利率的预期,因为市场永远不相信美联储加息会如此强劲,2015年美联储加息,加了一次,没有反应,2016年美联储加息,加了一次,还是没有反应,因为整个通货膨胀比较低,所以市场并不认为美联储会强劲加息。

  这两根曲线的缺口就是我们说的风险溢价,但是特朗普改变了这个预期。特朗普上台以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根红线必须上升向这个蓝线靠拢,发生了很大的事情。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2013年当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讲了一句对宽松货币政策放缓这个概念,引起了全球的金融市场巨大的振动,资金流回美国,新兴市场的股市跌了20%30%,货币跌了10%15%,理论上来说,他这一句话动了一根曲线,动了这根红的曲线,他把红的曲线往上移了。现在看来红的曲线一定会往上移,只是不知道这个红的曲线以多大的速度和强度往上移,因为这根红的曲线移动了,会影响全球的金融资产再配置,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发生。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政策影响。

  与此同时特朗普有强美元的情节,他希望美元走强。在这张图里,美元蓝的和黄的曲线是美元对欧元和日元的指数,在灰的区域里,我把美元走强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放进去,红的表明有多少国家用右边的指标来说进入金融危机。

  80年代美元走强,那是沃尔克的时代,美国那边走到16.8%,一系列国家进入金融危机,80年代那是拉美危机。危机以后美元继续走弱,到90年代美元又一次走强,又有一系列国家进入金融危机,那是亚洲金融危机。美元现在开始下跌,又一次开始走强,这一次走强的幅度还没有达到90年代和80年代的高度,美元趋势是继续走强的。

  为什么美元走强会有危机呢?因为美元走强如果公司有美元负债的话,你就要用更多的利息来付美元的债,如果你经营业绩不好,没有收入,只能破产。美元走强,货币流回美国,如果当地的市场主要依靠美元的流动性来支撑,资本离开你的市场,你的市场崩溃。所以美元走强对全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一件事,我们还要予以观察。

  其实还不止这些,美元不断走强,美元还有困难的地方,美元走强,我刚才说的资本流出,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观察到了国际的资本流出新兴市场,这个蓝的是零售的资本,红的是机构的投资者。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资本在2008年危机中是大规模流出以后,但是以前的波动主要是蓝的部分,是零售的个人投资者的波动,但是这次经过了美国选举以后,机构投资者开始撤出经济。所以我们已经看到资本流出现金经济的趋势,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资本继续在流出市场经济。所以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

  美元走强还不那么简单,因为特朗普还要增加贸易。这张曲线表明,这个蓝的曲线是美国利率的指数,红的曲线是美国的贸易赤字,美国的汇率走强、美元走强当然美国的商品不容易出口,赤字就会加大,所以这两个政策是完全向背的,特朗普要加大出口,又要强美元,这两个政策不一致。所以美元走得太强,他半夜睡不着觉,他会说美元太强了,我们让它弱一点,果不其然,第二天美元真的下跌了。

  这个市场就是这么有意思,所以美元不但是走强,美元是波动,这个又会给世界产生很大的困难。

  我们可以看到美元指数从特朗普当选以后,201610月份开始,不断地大幅特朗普预期上升,以后随着美元走强,美国经济开始受到强美元的拖累,特朗普开始担心美元开始波动,美元会是一个波动的货币。这又是对全球经济一个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利因素。

  美元走强还不那么简单,因为特朗普还要增加贸易。这张曲线表明,这个蓝的曲线是美国利率的指数,红的曲线是美国的贸易赤字,美国的汇率走强、美元走强当然美国的商品不容易出口,赤字就会加大,所以这两个政策是完全向背的,特朗普要加大出口,又要强美元,这两个政策不一致。所以美元走得太强,他半夜睡不着觉,他会说美元太强了,我们让它弱一点,果不其然,第二天美元真的下跌了。

  这个市场就是这么有意思,所以美元不但是走强,美元是波动,这个又会给世界产生很大的困难。

  我们可以看到美元指数从特朗普当选以后,201610月份开始,不断地大幅特朗普预期上升,以后随着美元走强,美国经济开始受到强美元的拖累,特朗普开始担心美元开始波动,美元会是一个波动的货币。这又是对全球经济一个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利因素。

  特朗普要搞公司税的改革,这里其实有内在的道理。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公司税的水平在20年前是不断由高往低走的,意大利最高,是55%。这个灰的区域是OECD平均公司税水平,从33%下降到22%,在2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税率是黑的这条线,35%没有动过,最低的公司税,加拿大和英国是15%,公司税具有全球竞争的因素,因为公司税低,资本会流入这个国家建厂,你的期望收益就会很高。

  所以他希望降公司税,提高美国企业竞争,吸引更多资金流入美国,公司税的调整对全球经济会有重大的影响,因为它改变了全球的资本配置、改变了资本收益的回报率,对于美国经济也会有重大的影响。

  我们对里根的税改做了一个分析,这是很有意思的。这条线是1986年里根的税改,深蓝的是公司的现金流,绿的是公司的资本开出,红的是公司税。税改以后,公司的现金流急剧增加,现金流增加以后做了什么事?他会增加负债,现金的增加为什么还要增加负债呢?这不是搞笑吗?因为现金流多了以后有更多的基础,可以借更多钱,所以增加投资,投资不断上升,同时用现金流把公司的股票买回来,提高公司的价值。

  所以在这整个的过程里,一直到2000年到2008年以后,现金流上升,美国的公司股值上升,投资增加,美国经济增长强劲。

  我不认为他可能把35%的税减到15%,但是如果他把35%的税减到28%是可能的,这又对全世界的公平税收理念和对美国经济,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影响,这又是一件很大的事。特别是从里根减税的经验来看,我们觉得我们还是不能低估。

  美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个红线是我们能算出来的美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蓝的是实际的经济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一个模型,算出来的数字。危机以前,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在2.5%左右,危机以后受到结构性的因素调整,下降很厉害,逐渐恢复。今天美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是2%左右,和实际的增长率水平不相上下,所以产生的缺口已经封闭。

  这就是美国的实际情况,但是特朗普的野心很大,他说要让美国再一次强大,要把美国的增长率提高到3.5%-4%,这是一个巨大的野心和目标,如果要提高到3.5%-4%的话,需要大量的刺激,大量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刺激,一定会引起美国经济的波动。

  所以美国经济的波动不可避免,而美国经济的波动又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做了个模拟分析,假设美国经济波动1个百分点的GDP,假设下跌1个百分点,会引起加拿大和墨西哥0.90.75百分点GDP的下降,这个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是美国的邻国,而且又是同一个北美贸易区。也会影响中国0.34百分点的下降。

  我们把这个影响分成两个,蓝的是真实体的经济的影响,红的是信息和传染的影响。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因为美国是如此大的经济金融大国,它的很多影响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

  我举个例子,法国在这里,美国1个百分点GDP的下降,对法国增值GDP,很小,0.1%左右,因为法国是一个封闭国家、农业国家,跟美国的直接交集很小,但是受到信息的影响,比如说美国经济影响中国、欧洲,再影响法国,美国经济1个百分点的下降同样会影响法国0.35-0.36百分点的经济下降。所以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所有特朗普的政笼起来的话,我觉得特朗普的政策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他的政策实施细节不明确,所以结果不明确,财政政策会引起通货膨胀的改变、汇率的改变,他的货币政策导向和利润的导向,会引起美元的改变和美国利率水平的改变,引起全球利率水平的变化。他的公司税也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

  所以,所有加在一起的话,今天全球经济金融最大的不确定性是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是特朗普的不确定性,这是需要全世界予以高度关注的。政治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成为了当今世界金融最主要的风险。

  谢谢大家!

    

  英国金融局原主席Adair Lord Turner

  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这里,回到清华五道口的全球金融论坛,我两年前就曾在这样的场合发言。

  我发现这个活动非常精彩,朱民刚才已经说了一点,就是在星期六的早上讨论一个经济和金融的议题,我们这里有2000人参会。我不得不说,我们国家可能跟你们国家不同,我担心,如果说是在我们国家星期六早上,讨论经济或者是金融的论坛,可能只有200个人参加或者是50人参加。

  所以这也说明了,我们中国现在所有的优势,为什么会在世界处于这样的优势地位。

  主办方让我来谈一下一带一路,让我感到吃惊的就是我的好朋友朱民,在他精彩的发言当中,并没有提到一带一路,一次都没提到。但是,我就更加会考虑实际了,我肯定要说一下一带一路

  但是,我是要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一带一路呢?是要谈到全球的宏观经济这样的背景下,刚才说的是全球的经济和一带一路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说到全球的经济环境和背景,也就是在一年前,几乎所有的全球经济预期展望都是特别低的,比较低迷、悲观的,所以IMF是一个中期的预期,也就是每半年发布的一个预期展望。可以看到,201110月份到201610月份,会发现每一次IMF都会下调经济展望的预期,特别是发达经济的增长都会下调。去年年终的时候,全球都笃信我们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不可能再带来足够的需求。

  经济预测上调了,中国的经济预测也是上调了,所以我们看到在有关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信心方面有所提升,但是我还是要强调,有些东西并没有发生改变,尤其是我们现在依然是陷入到这样的世界当中,也就是长期的利率(经过通货膨胀调整之后)还是非常非常低的,而且这种长期利率低位运行,实际利率与英镑指数挂钩的债券收益率曲线,我是用英镑,因为我们第一个是在1980年代发行了与英镑汇率进行指数挂钩的债券国家。

  所以通过这个债券收益率的曲线展示出来的就是,我们看到在过去这几年,长期的利率是下行的趋势,不光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这段时间,而且是在过去数十年都是长期利率水平下行,也就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英国、美国都可以选择做投资,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稳稳拿到3%确定的收益率,未来十年都是稳定的,尽管2007年、2008年出现了金融危机,那个时候利率回报率下降到了1%,甚至是下降到了-1%

  现在在瑞士发行了长期的债券,是长达50年,它的倡议就是你给瑞士政府1000瑞郎,回报就给你一个长期的承诺,就是50年之后实际的利率能够达到800瑞郎。通过这样一个说法看起来,确实并不是特别有吸引力,确实我们看到长期利率处于负值甚至是下行的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要讲两个假设。

  作为一个特别听话的人,我想讲一下中国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策略,在这个背景下会出现什么情况。在我看来有两种解释,为什么我们处在这样的世界,也就是说处在这样一个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都如此低的世界。就像刚才朱民给我们看的这张图,美联储的利率到2020年有可能会变回到3%,但是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从历史角度来说,这个利率水平也非常低。如果15年前你跟大家说美国利率是会下降到0%,而且到十年都是0%,而到2020年还会再上调到3% 他们不会觉得3%有多么高,而且他们会觉得3%的利率有多么低。

  为什么我们现在世界上会出现这种长期利率如此低迷的情况呢?

  首先,我认为是债台高筑的问题。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也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什么会发生?而在发达国家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如此困难,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这张图上。首先,这张图是从卡曼瑞福特的一个论文中摘出来的,展示的就是在发达经济体当中,从1950年到2007年的私人国内债务水平,而且我们看到个人债务占GDP的水平从1950年的50%增长到了2007年的150%以上。我们看到在过去的57年当中,个人负债占GDP的水平是逐年上升的。

  由于个人负债债台高筑,必定会造成危机,一旦危机发生之后,我们发现债务不会消失,而且债务会随着经济体而继续积累下去,这会影响到所有的货币政策杠杆。

  我所讲的债务不会消失,债务会随着经济而积累,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以日本为例,在1980年代,日本是出现了信贷和房地产大幅度的发展,当时信贷是在五年当中增长了四倍,东京京都的房价也是在五年之内翻了四番。在1990年的时候,日本出现了经济危机,整个日本经济陷入到衰退,而私营企业他们不愿意借钱,他们愿意削减债务,他们想还债,但是他们还债的时候没有钱做投资,这样就迫使日本经济陷入到衰退,而在衰退的时候,唯一能够提振日本经济的就是巨额的财政赤字。

  结果就是,在过去2030年当中,日本的经济企业债务是不断在下降的,也就是绿色的曲线,企业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从140%150%下降到100%的水平,而政府债务必须要不断上升才能抵消到企业债的下降。政府债务占GDP50%上升到将近250%。所以日本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债务不会消失,只是从私营部门转移到了公共部门,有这样的模式,债务并没有消失,只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做了一些转动。所以在2008年,只是重蹈历史的覆辙,在许多发达国家2008年出现的情况,也就是重蹈了日本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覆辙。

  我们看一下,国际清算银行的一些数据,全球经济银行负债水平,这是总的负债,也就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加起来总的负债在全球GDP的比例。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在2007年、2008年以来,私营部门的债务水平有所下降,但是与此相抵消的是公共部门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不断攀升,而我们看到在全世界债务水平增长得非常快,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债务水平有所放缓,但是新兴市场的债务水平是不断地飙升,尤其是在中国,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不断飙升,这并不是一个巧合,是有因果关系的。

  首先,全球经济在2008年之前积累了过高的债务,导致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在2008年到2010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为了解决经济衰退,中国必须要推动信贷的蓬勃发展,才能够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尽管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不断地在下滑。

  这样的环境下,问题不会消失,这个问题只是在经济体内部不断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外一个部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用一些传统经典的货币政策工具来拉动经济的发展。随着债务水平的上升,我们看到在日本,现在大家开始担忧了,财政债务、公共债务如何解决?所以很多国家实施财务紧缩政策,公共支出不断上升,发达国家他们就觉得你要出台这种绝对紧缩的货币政策才能够抵消这个问题,但是很难拉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利率非常低。那个时候全球经济对于利率反应不敏感,欧洲央行减息的时候降到了0.25%,现在德国没有任何企业说做更多的投资了,经济体是这样发挥作用的。

  所以在利率非常低的时候货币政策是无效的,我们现在是没有任何工具可用了,没有什么弹药可以用了,现在是出现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要么长期出现比较低的经济增长,低通胀,而且债务负担永远都不会减少。或者是像在希腊一样,直接是冲销掉债务,或者是像意大利一样。

  确实大规模的债务,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体制下,这种大规模的债务是没有办法直接把它冲销掉,如果冲销掉,也会导致通胀。而且现在利率水平如此低,如果利率水平接近0%的话,那么债务是会不断减少的,但是这会导致新的债务出现,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债务的包袱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利率如此之低,就是因为债务这么多,这么沉重,所以我们必须要推出这种零利率、低地率的状态,才能够承担这么多的债务。这是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情况。

  利率的下滑、下跌,就跟我刚才讲的一样,利率下行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并不是2008年发生的,其实是在2008年之前长期在历史上积累下来的。在这张图上我们看得到,英镑利率在1990年的时候4%降到了2006年的1%多,即便是在危机之前,也是1.22%。所以,如果看到这样经济学的长期趋势,你通常会认为应该是有一些长期的结构性的驱动因素,周期性的因素,而不仅仅是金融的因素,而是一些深层次的经济体表面的因素导致的。

  为什么实际的长期利率跌得这么多?我们必须要调整一下这个平衡,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理想的世界储蓄的利率和投资的率,事后诸葛亮想一下,储蓄必须等于投资,但是在一定的利率水平之下,如果在经济学我们做事前的分析,在任何一定的利率水平之下,你如果想要储蓄更高、利率更低,这个时候利率必须要下调、减息,才能够调整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任何的调整如果是利率来拉动的,会影响全球的储蓄率,或者是会影响全球的投资率。

  而且我们也知道,确实储蓄率大幅度上升,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包括在中国储蓄率大幅度上升,在2000年以来就是这样,而且我们如果看到储蓄率大幅度上升,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储蓄率上升,而同时我们所想要的理想的投资增长率并没有相应的发生变化,那么没有办法达到理想的利率水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全世界有如此多得不平等,也是由如此多的因素导致的,储蓄率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理想的水平。同时利率必须要保持低位运行,才能够抵补这个问题,也就是使得大家在举借债务的时候是不可持续的,能够比较低成本的举债。

  所以我们看到储蓄率和投资率之间是不平衡的,尤其是储蓄率方面,我想重点讲的不是储蓄,我想重点讲一下投资。我们看到这些都是长期的趋势,另外一个长期的趋势,就是发达国家投资占GDP的比例在过去30年是下滑的一个曲线。

  我们可以看到朱民的图,刚才他展现的这张图当中,他是看到了企业税在1980年代减税,减税之后没有看到企业投资上升,我们看到有一个绿色的曲线,也就是资本性投资占GDP的比例是逐步下降的。而面临这样的下降,投资的下降(也就是投资占GDP比例的下降)。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讨论是不是有一些短期的因素影响,比如说税收、企业信心、监管等等,这些因素短期会产生影响,还有一些激励机制,管理者他们想获得薪酬或者是支付红利这方面的影响。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趋势,在经济学上,这个趋势在过去30年都是长期存在的,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努力去思考一下深层次的结构是怎样的,我觉得这个30年的趋势不管是不是有短期的因素,比如说信心或者是税收方面的因素,都是有深层次、结构性的影响。

  第二个假设,现在信通技术的发展,投资需求不管是在各种领域,现在私营部门由于结构性的原因,这种投资的需求是在萎缩的。我想给大家看一张图,它展示出的就是市值和员工人数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这些巨型的高科技公司的市值和员工人数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一下这些大企业,微软、Google、亚马逊、Facebook,他们这些企业的市值都达到了5000亿,员工人数相比来看,从历史的数据来看是非常少的,Facebook市值是达到了4300亿美元,而它的员工人数只有19000人,即便是亚马逊,他们需要做很多实体的东西,包括仓储、物流、材料的运输等等,现在市值已经达到了10000亿,而员工人数只有34万人。这是很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跟当时通用汽车公司是全世界最大企业的时代是很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按市值来算,通用是在1970年代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员工人数是达到了100万人的。这个现象市值巨高,而员工人数少,不仅仅是美国高科技公司存在,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阿里巴巴和腾讯也是这样的情况。而且这些公司雇佣的人数比较少,而且所做的投资也是相对比较少的。经济学家讲的投资,不是服务于生产目前的产品和服务,而是投资于未来生产出的设备、机械和人力。

  我们看一下Facebook,我们算一下,在打造目前Facebook所需要的机器人数,相当于是10000个软件工程师年,也就是说需要10000个软件工程师工作一年。Facebook人数和市值之间的比例,这个事情是和亨利福特的时代是很不一样的,当时福特在工厂要做这么多投资,而且这个投资要流入到钢铁、加工厂,才能够生产出T4这样的车型,你会说是的,这是一个高度的特别发达的高科技公司。是不是仅仅是这些公司存在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这样。国际货币资金组织数据显示,这种传统的私营部门的投资,包括工厂、厂房和设备的投资是减少了25%,也就是说在过去20年当中,这种投资是减少了20%,就是因为由机器人和工业的投资减少。高技术企业的公司在GDP当中投资需求的占比在下降,但是我们在全球经济当中仍然有巨大的投资需求,那就是对于基础设施、道路以及对于绿色电力、绿色技术对现代化的城市化投资需求。

  我今天要提出的假设就是在现代经济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经济的投资需求平衡转变,那种经典的厂房和设备的投资,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需求在下降。为什么硬件和软件的成本下降了呢?因为ICT信息通讯技术有两个格外突出的特点。首先,硬件的成本不断崩盘,这是由摩尔定律发挥出来的作用,也就是说大约每两年,我们在同样对一个成本就能够买到相当于原来两倍的处理能力。

  就软件而言,你发明这个软件的时候要花钱,同样的软件你再把它复制10亿份,相当于没有发生成本了。但是我们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仍然是在上升之中的。

  我们刚才讲到了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和中国是如何能够放到这个场景当中来讲的?我想讲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一带一路战略在宏观经济上就此而言是重要的。

  早些时候我也给大家介绍了中国的情况,中国的GDP负债率有大幅度的上升,这是中国总的信贷水平对于非金融行业的比重GDP当中的增加,从2005年到2016年不断上升,中国的GDP负债率不断上升,我们把它和中国的投资变化放在一起看,中国的投资率和储蓄率在数学上应该是相当于中国经常项的赢余的。2004年和2007年达到了一个高峰,2005年的时候GDP投资率已经到了4%2007年有一个牛市,这个比例上升到了48%,然后就开始下降了,但是我们看到储蓄此后仍然是在上升的。

  我认为中国国内的投资率从现在开始会稳步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在私有部门当中,我们会看到投资的成本越来越低,而且中国在价值链上会越走越高,机器人、自动化的成本会越来越低,中国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建造足够多的高铁。我和屠先生一样,非常喜欢中国的高铁,每次从上海到北京都是坐高铁过来的,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一个巨大的优势,但是最终总有一天,所有的高铁都建设到位了,高铁的投资也会下降。

  我们现在在中国有很多的储蓄在寻找投资机会,而且私有部门的投资需求会下降,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带一路恰好发挥了一个宏观经济上的必须的作用。我们来看一下一带一路战略对于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产生的影响,就实体经济而言,一带一路在构建一系列的能源和交通设施的基础设施支持增长新的贸易路线和供应链,这是供应方的效应。

  另一方面,这点我并不是很确定,人们有时候说中国的钢铁产能是过剩的,中国的水泥产业是过剩的,中国能够把这些过剩的产能通过一带一路运出去,对此我是持谨慎的态度。水泥不可能把它给简单地输出出去,而中国的钢铁和水泥产业过剩的量是非常大的,不可能通过一带一路加以抵消。但是确实有其他的机会,比如说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会开通一些新的贸易路线,就金融经济而言,一带一路非常好,通过一带一路,中国的储蓄赢余可能能够转变成为中国对外的直接投资,而不仅仅去买那些只能够保本的所谓安全的美国财政部债券。所以我的看法是,像一带一路这样的战略,在帮助我们在基础设施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及厂房和设备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的世界当中,能够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是重要的。

  刚才屠主席也说了,他讲到了特朗普预期对于投资的影响,特朗普说他能够完全靠私有部门进行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是一个幻想和错觉。因为基础设施的投资项目都是非常长线的,比如说新型的城镇化,比如说对于交通路线的投资,这样的投资项目是需要共有部门和私有部门共同投资的,不可能完全交给私有部门做这样的投资。

  我认为中国的这些开发银行以及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混合,使得中国能够在全世界处在一个非常独特的优势地位,来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最后我想说的是,特朗普已经宣布美国推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了,我希望一带一路当中的绿色成分会变得更大。在一带一路推动基础设施的过程当中,这样的基础设施必须要对环境负责任,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减少碳排放。因为我个人认为,碳排放是一个非常重要要且需要决的问题,不光需要基础设施,我们需要更多的是绿色基础设施。对于中国来说,既有一个巨大的机会,也有一个巨大的责任,来在一个关键的全球挑战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全球挑战上,令人遗撼的是,美国总统已经决定退出,走向了错误的道路。

  谢谢大家。

  

  韩国央行董事会成员II Houng Lee

  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论坛,也非常高兴能够应邀出席并且和大家分享我的观点。

  我的报告,主要我还在IMF工作时做的一项研究成果。先说明一下:我的观点并不代表韩国央行的观点,也不代表韩国政府的观点,这仅仅是我个人做的一个研究结果。

  当我接到参会邀请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我能够给这场论坛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呢?我想,也许可以把全球金融层面从央行的角度来讲一讲,也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结合在一起讲。

  我想讲的第一点是,重新定义流动性,因为这个话题对中国目前的现状也是有很大相关性的。

  然后,会讲一讲美国货币政策的回归常态化,以及对于全球流动性带来的影响。

  最后一点,我会简短的讲一讲,这对于一带一路的举措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关系。

  首先,我想提个问题:流动性的增长没有任何限制吗?我给大家做个背景性的介绍,大家应该知道,当世界各国的货币当局,开始放弃那种货币总量政策,既不是个政策目标,也不是个中期目标,从而转向以通胀目标来指导利率政策的时候。这样,货币总量的政策就会大幅度减少,大家对于一些衡量指标的注重度就下降了。

  正是由于盯准通胀率这样一个目标设定,让央行要求整个经济达到一定水平的通胀。但如果实际的通胀水平低于目标水平,央行将不管整个经济当中有多少流动性,或者信贷水平,都不需要再去考虑了。

  在过去20-30年当中,我们看到流动性在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大家可以在这张图上也可以看到。在发达经济体当中,流动性继续扩张,稳定了一段时间以后过去两年又在扩张,在新兴经济体当中,流动性迎头赶上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国际清算银行做的一个GDP信贷占比。我们看到,韩国的信贷上升也很快,但没有在中国上升那么快。刚才Turn勋爵也讲到了这点。

  我们来看一下通胀,实际上大部分国家的通胀水平是低于3%的,我们统计了在经合组织数据库当中的33个国家,我们如果来看一下那些更加发达经济体的话,他们的通胀率一直是接近1%低于1%的。考虑到通胀率是如此之低,各国央行对于信贷增长就不需要去担心了,或者忽略了信贷增长这样的事实。

  我给我自己提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放弃货币总量这样的管理概念,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体来说,信贷的存量是不是可以占到相当于GDP300400%?可不可以这样?我们有一个著名的菲世尔公式,MB=PY,如果MB增加的话,无论是把它转变成实际的增长,还是把它转变成为通胀的增长。我们看到,速度就会下降。最后,这是一个零和游戏的概念。

  我们看到,如果把通胀作为管理目标的话,CDPY之间就再也不是相等的关系了。所以,我提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容忍信贷无止境的增长?

  在这个公式当中,实际上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新的公式,或者新的方法,来找到货币政策当中的常态化所在的水平。我想指出的是,当流动性的增长超过了一定的上限的时候,会对于整个经济带来一些预期之外的影响。

  有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国际清算银行经济学家,他们已经研究过了这个问题,而且他们的观点是如果货币持续增长,将会带来金融稳定性方面的问题。所以国际清算银行经济学家他们计算了金融周期当中的信贷缺口,来衡量信贷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长期的趋势或者是高于长期的趋势。他们根据这样的理论,也调整了央行应当遵循的中性利率水平,因为央行是根据中性利率水平来进行货币政策的调节的。

  他们提出,即使有可能通货膨胀率是低于通胀目标的,但是如果信贷的扩张速度过快的话,同时又保持低利率的水平,那么这样央行是有必要适度提高利率来遏制信贷的过快增长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方法思路。比如说长期以来说有一个信贷增长的趋势,信贷缺口消失了,金融稳定这样的考虑就消失了。虽然从长期的趋势来说,对于金融的稳定仍然是有挑战性的,但是按照现在的一个公式,如果出现我刚才讲的情况,暂时就不用考虑金融稳定了。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想,有一个国家的账户或者是国家的资产负债平衡表,在资产这块有金融资产、负债资产,负债这块有金融负债和权益,我们把M做了一个新的界定,就是根据流动性来界定的。最终得数要等于一个国家资本存量。这样的一个总资本存量在价值上来说,必须要相当于一个经济体可以生产的产出净现值。也就是说从今天一直到资本存量存在的所有时间来说,你的所有产出净现值必须要等于你的资本存量的价值,你的资本存量价值不能够大于一个经济体在这个资本存量的生命周期当中能够所有产出的净现值。比如说资本存量的价值要远远超过你的资本存量生命周期总产出的净现值,这就是一个失衡,你必须要纠正这样的失衡,或许要增加产出的价格,提高产出的价值,或者是要减少资本的价格或者是价值,这样来降低资本存量的价值,实现这个公式的平衡。

  如果杠杆率上升了,可以投股票、房地产或者是其他的资产,如果投的是股票的话,就有一个双重计算了,因为股票投资当中的杠杆只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你把这个信贷借给了其他的人,又对资本存量进行投资了,只要有一个合适的交易对手的话。

  而从股权投资的角度来说,你在进行股权投资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在购入已有的资本存量,这样你的权益就能够上升,股权就能够上升,无论这是一个新的投资还是把其他人的股权转到你的名下,相当于把已有的资本存量的一部分转到你的名下。

  所以简而言之,也就是说资本存量的价格必须要等于整个产能的价值,但是整个经济体的产能是很难去衡量它的价值的。我们在几年前算了一下美国一国的,最后会发现是GDP的乘数,但是没有太多的变化,所以我用了GDP的方法来计算的。

  我看了一下几个不同的国家流动性的衡量,还有就是资本存量的衡量,来看一下一个国家的资产负债是不是出现了不平衡。我给大家看一下美国的情况,为什么总是挑美国呢?因为他们的数据是最好的,而且是最容易获得到美国的数据。

  看一下这边的GDP,我进行了平整化,从90年代末开始的,也就是危机之前,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情况,发现美国的杠杆率非常高,每一次出现大杠杆率的时候,都会出现去杠杆化。在进行去杠杆化的时候,总是会出现经济增长的崩溃。

  可以看到我们第一次危机的时候,也就是第一次去杠杆,在90年代 末的时候。第二次去杠杆化也是出现了巨大的危机,这边是去杠杆化又一次开始进行了,我就不继续说了,因为我不想预测未来几年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个也是会让人担心的一个问题。

  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资本存量,大部分的资本存量实际上代表的是在地产当中的价值。90年代末的时候房地产的价值和资本存量还是比较均衡的,结果危机前的剧增,在那之后又上升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然后是出现了不平衡,以及流动性,在房地产都出现了巨大的不平衡。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细说了,下一个也不说了。

  这是一个研究的产出,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我给大家说一下吧。有了其他不同的变量,就会发现实际上杠杆率最后是导致了90年代末的危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地产的泡沫破裂。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美国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带来的影响。这个流动性比GDPOECD33个国家的数据库出来的,很遗憾的是中国不属于OECD群当中。

  大家看一下全球的趋势,在过去30年当中的走势,是有很多的原因,有双计算,还有去杠杆等等。其中一个就是杠杆率的上升,特别是在美国以及欧盟的杠杆率,是会给邻国带来巨大的效应。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全球的流动性越来越多,而且对于各个国家也会有很大的流动性的影响。

  看一下每个国家外部流动性的占比。比如说全球的GDP100%的流动性比例,外部的资本又占到整个总流动性的占比。可以看到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一直都是大幅度上升,然后骤然下降,有一些国家还是持续上升的,但是这些国家实际上是并没有出现之前的骤然上升的。

  可以看这个虚线,这是美国的资本外流的占比,也就是说美国的资本在其他国家的流动性,你看到它是突然上升,然后趋于平缓,也就是说跟GDP的占比趋于平缓。

  大家可以看到比例在其他国家也相应下降,因为它的资本流入也相应下降,但是美国本身,我说的是美国的资本占到美国的流动性的占比,还是持续上升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在金融危机之前,实际上美国是把很多的资本都推入到其他的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其他国家的资本持续上升,但是不是因为美国的关系,而是因为他们自己国内的政策来进行一些内升的流动性的注入,也就是因为美国的影响已经没有了。

  这是利率的走势同步化,但是不是符合商业周期的,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不说这个问题了。

  来说一下第二部分,就是一些关键新兴国家占GDP是上升了8.3万亿,但是外储只增长了一半。这意味着什么呢?新兴市场国家外部的负债大幅度上升,但是其中一半是在外储当中有计价的。

  与此同时大家看这边,外部负债的上升是以外储的形式,但是其中自从金融危机以来,并没有得到冲销,也就是说他没有这种能力来解决外部的冲击。

  历史上的经验显示,如果系统当中有一些非自由转换的货币,会出现这种冲击效应的话,你会发现外部的危机是和货币的资本账户影响有正相关的关系的。

  下面我想说一下和中国以及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有什么影响和关系。

  我这边就不是那么自信了,因为数据还没有得到更新,但是我知道的是,一带一路是一个全球性的提高软实力、硬实力和人文的联系,其中我要说两个。

  第一,外部的投资。

  第二,全球化。

  什么意思呢?在全球经济当中有巨大的流动性,但是这个钱并不代表可以进行投资的资金,投资的资金实际上是一个需要进行银行操作的项目性的投资,这实际上是未来的需要。也就是说你要在两个村庄之间修路的话,如果说是这个路肯定会给你带来经济方面的利益,你才能说是获得这个融资。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自信,不能说这个项目有钱可赚,那就不会有钱给你。这也就是我担心的,因为现在全球就处于这样的环境。

  可以起到一定帮助的,除了一带一路以外,我们可以更多地关注来推动亚洲内部各个经济体之间的互动,这样的话亚洲就会成为我们这种需求提供的主要推动力。

  我们来说一下中国,中国是GDP以及生产方面巨大的经济体,但是主要是给世界其他地方进行生产的,现在消费者没有太多了。所以必须要找到这种互联互通,不然的话就找不到一些有利可图的项目来进行操作,所以我们需要考虑这一点。

  另外,由于美国货币政策的回归正常,会出现一种趋紧,大家就希望能够使用人民币作为国际的货币,特别是在亚洲,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现在大家都认为在亚洲内部、区域内部做一些安排,使得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但是这是更独立于美元、欧元,不会受到美元、欧元需求的影响,这样的话可以推动亚洲内部相互的互联互通。

  谢谢,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Wing Thye Woo

  大家中午好!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来到这么一个精彩的大会。

  一带一路倡议,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全球举措。这样一个全球公民的责任,应该扩大,将中国的金融发展包括进来。具体来说,我要说一下,人民币应该更加快速的国际化,快于当前国际化的步伐。而且,上海应该成为一个全球化的金融中心,而且这个速度也要加快。

  我当然知道,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不同于现在中国的情况的,因为中国现在外储3年连续下降,而且资本的管制在过去6个月也趋紧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现象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金融的开放是有很多方面我们需要考虑,我来说一些理由,为什么我们需要进一步金融的开放。

  之前的发言人,都说到了全球的安全性,由于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我们更加危险了。美国确实是全球化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特别是在过去几年。欧洲的民粹主义抬头,以及英国退欧的决定,以及最后特朗普的当选,使得全球化的进程倒退。

  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现在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上一次是30年代发生的。这是肯德伯克之前所说的,这是使得衰退成为大箫条的一个原因。所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对于全球来说都会有巨大的影响。确实,全球化的管理并不是特别的理想,特别是IMF,也从80年代以来成为了美国银行的债务收债人,但是IMF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处理的特别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保持全球化的趋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全球化,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一定要像中国一样,做出这样负责任的做法,在达沃斯习近平主席当时重申了他的全球化承诺,要加强对于全球化的产品供给,这就意味着全球化是持久的,而且是在全球化的治理框架或者机制之内。

  这和我所说的金融对外开放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说一下,先从中国的入世说起。为什么中国需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呢?你只要单方面的来承诺,致力于自由贸易就可以的话,就不需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对吧?但是,如果中国只是想,我单方面宣布就可以,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将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而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贸易的团体,如果不加入可能就会受到美国以及欧洲其它国家的排挤,而且会违反国际法。由此,会有一些高科技的转移给中国,比如美国国会,可能不会继续给中国最惠国待遇。

  所以,当时中国入世,等于是唯一一个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负责任经济体的条件。

  同样,全球化对于中国也是必要的。主要是由于,世界第一大货币美元,不一定按照这种规则出牌。实际上,就是由于美元是世界第一货币,导致了30年代和08年的两次大萧条。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一定要有多种世界货币,而不只是有一个,像现在这样美元一元独大。

  所以,除了多元化以外,对于国家安全也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伊朗就不再去造核弹了呢?为什么伊朗人现在可以参与到国际的支付体系当中来?就是之前由于美国的制裁。如果把美元的垄断打破,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金融开放,就会带来进一步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也没有必要来承担不必要的系统性风险。所以,对于国家安全来说,要有一个多世界货币的体系。

  我们如何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让一个货币成为一个世界货币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安全的目标。有很多国家的货币,比如瑞典的货币瑞朗,等等,都没有像美元那么的地位,也就是说在非居民之间的交易他们都没有办法使用。

  我觉得这也是人民币的目标,那就是要成为一个国际交易货币。

  下一个目标就是,不光是打造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且是在最高层面的,打造最高级别的国际金融中心,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纽约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指标是100,伦敦差不多是90,东京大概只有30。所以基本上来讲,在全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当中有两大巨人:纽约、伦敦,除此之外其他的都是侏儒,都是小矮人,比如纽约是100,日内瓦就只有10。所以,这就是我所讲的两个目标,要推动金融向外发展。

  我们要采用什么样的流程和过程?当一国的货币达到了国际化的地位,而一国的国际金融中心,能够成为世界顶级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看一下历史上的金融研究文献,现在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总结,金融市场必须是开放的,金融市场必须是复杂经济的,而且不仅仅要搞洗钱,而是要能发展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来满足多元化的需求。第三,金融市场必须是安全的,而且是要根据不同的方面、不同纬度的标准来衡量它是安全的。

  如果学术文献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这些条件如果得到满足了,不仅是日内瓦、苏黎士,还有斯德哥尔摩,都能够达到,很多世界上的国际金融中心都能够满足这些条件,他们都是金融中心,但是他们并不是世界一流顶级的国际金融中心。

  在学术文献当中究竟缺失了什么?缺失的正是肯德伯克所讲的,全球化是一个危险的现象。根据肯德伯克的研究,这个秘方确实就是科学,你要选择使用什么样的外币,就相当于你要用的是哪一种外语。所以规模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斯德哥尔摩有一个开放的、复杂经济的和安全的金融市场,但是斯德哥尔摩并不是一个世界一流的、顶级的国际金融中心。

  在这样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想问一下,我们要采用什么样的流程,来达到这个目标呢?首先要达到国际化的货币水平,然后要打造世界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

  肯德伯克强调指出,他觉得规模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下,相对经济体的规模,也就是一国经济体相对于目前全球经济体相对的规模大小。也就是,一国经济GDP的比例,而且是用购买力评价来测算持续的。我想请大家记住两个数字,也就是在1914年的时候,也就是一战之初,美国的经济体规模用GDP来衡量是相当于英国的两倍,在那个时候美元还并不是一个国际化货币,纽约那个时候并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尽管美国的经济规模是英国的两倍。

  在10年之后,1924年美元已经超越了英镑,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货币,而在1924年的时候,纽约依然还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纽约什么时候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是在二战之后的事了。所以我们要记住第一件事情,就是2.1还不够大,3.2可能就是足够大了,对于一个国家能够达到国际化的规模。所以从绝对的规模来说,是我们可以讨论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最低规模的要求。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意识到,当一国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时候,该国的货币必须要成为一个投资工具式的货币。这个时候当你的货币是开放的,外国投资人才会使用你这个国家的银行,必须要成为一个投资载体式的货币,这个时候这个国家才能够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所以首先这个国家的货币必须要成为一个投资载体的货币,然后这个国家才有机会建设世界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

  历史上告诉我们第二个重要的经验,今天伦敦依然是世界最重要的两个金融中心之一,但是英镑并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在金融市场上有规模效应,由于平均成本不断下降。

  当一个城市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之后,在运行一个普通的传统金融市场的成本是不断下降的,所以伦敦能够继续维持目前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除非欧洲人要设立一些障碍,来限制伦敦的发展,但是现在英国退欧并不会影响伦敦继续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刚才讲了规模效应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论点、论据,但是我觉得我讲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对的地方,因为规模效应的逻辑就是:均衡就等于绝对的垄断。

  我们看到现在的现象,我们有两大国际金融中心,我刚才说的,你如果说纽约是100,伦敦是90,东京就只有30了,这是一个排名情况。

  既然有规模效应之说,为什么会有两个国际金融中心,而不是只有一个呢?原因就是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下地理的规模效应,是这样解释的。在夜间运行的时候,成本要比日间运行成本更昂贵,因为金融行业是需要各种各样支撑性、支持性的服务,法律、财务、会计,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性的金融服务。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假设,在夜间运行的平均成本会上升,也就意味着在伦敦是晚上的时候,恰好是纽约白天的时候,也就是说纽约日间成本会更低,所以为什么纽约会继续发展下去?

  我们要考虑把经济规模加总在一起,再加上地理区域的规模效应,就意味着应该出现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也就是说这个城市应该是在伦敦和纽约都是夜间运行,是关市的时候,这个城市是日间,所以悉尼、东京、上海、新加坡这些城市都可以成为候选城市,能够成为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候选城市。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问一下中国是不是符合标准?我们看一下中国相对的经济实力。GDP的比例是可以把它细分成两个因素。

  第一个比例是生活标准的比例,还有相对劳动生产力。

  第二个比例是人口规模的比例,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人口再生的比例,我们知道未来的升值再生的比例是多少,我们都很有信心,也就是人口规模的差异,中美的人口差异是3.1,而中国的生活标准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你把这两个数字乘在一起,所以差不多经济规模是相当的。

  如果中国能够成功追赶上,我们就说能够追上80%的美国生活水平,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预测了。因为对于欧洲的生活标准是0.7,这有一些人口的偏好和娱乐生活水平的偏好等等。我的测算结果就是,中国GDP对美国GDP的比例到2050年、2060年,大概的比值是2.56,如果中国要陷入中等收入陷井,什么是中等收入陷井?我们知道拉美国家的经验,也就是说你在达到美国生活水平30%的时候就会停滞不前了。在1950年的时候,拉美国家就达到了这样的水平,然后就停滞不前了,如果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井,而又继续增长,达到中国GDP对美国的GDP2.56,这会意味着什么呢?我要请大家记住两个数字,2.1还不够大,3.2才足够大。在中国现在对美国GDP的比例是2.56,这说明什么呢?人民币是符合条件和资格的,但是还没有确保,自然禀赋是具备了,我们还要后天培养。我的想法就是由于我们考虑到中国有这个市场的能力,中国已经参与到了全球交易当中,这方面是在确定大宗商品也就是确定人民币的交易价格之后,是可以谈判的。

  现在澳大利亚70%的铁矿石都卖给了中国,而且都是通过5年期合约的方式卖给了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很明显是有市场实力的,因此中国是能够去谈判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价格,而且是人民币来谈判。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战略使得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信贷者,我们是债权方而不是债务方,这样的话你可以选择贷款计价的币种,你的溢价权是更强的,就要比借款人更强。

  所以中国政府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成为国际货币,不仅仅是有自然的力量,尽管这些自然的力量可能还不足够强,所以后天的培养和努力是更加重要的。而且考虑到有这样一个事实,我说了你必须要自己主动推人民币国际化。

  第二,中国在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应该多快?

  东欧市场经济发展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这种逐步主义、渐进主义的理论是失败的。所以中国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速度以及开放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速度要有多快,我们可以考虑到各种各样的监管制度。

  你在启动这个过程的时候,必须要确保监管到位。很明显,如果没有如何时间限制的话,可以这样来想,中国肯定是能够慢慢地去发展,是没问题,可以承受的。但是我认为,中国是有一个机会的窗口,中国必须要行动起来,而这个行动的窗口在我看来也就是未来1015年。如果就像日本,日本是没有抓住时间机会,也就是在相对实力比较强的时候没有行动起来,就会错失这个机会的窗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机会窗口呢?这个机会窗口什么时候会存在?我们会忘记另外一个新兴的巨人,它叫做印度。

  2050年,印度人口将会比中国多出30%,所以即便是印度的GDP要比中国小,但是印度的相对GDP的规模要比中国更大。所以对于莫迪(印度总理)先生的政策,我们要有多乐观呢?很明显,印度这个社会已经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就是我们要追赶中国,并不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国家安全威胁,莫迪的政策在过去30年中,是主宰了印度政坛、议会以及整个社会的共识,就是要发展,尽可能追赶上中国,就要像中国这样快速地发展。

  我们看一下美国和中国之间有一个差异,美国是追赶速度每年1.3个百分点,中国是5个百分点,到2060年的时候,中国GDP对美国的比例达到2.56。如果印度增长速度要比中国快1.3%的话,就会达到中国的规模,印度跟中国增长速度一样快的话,到2050年,印度的经济就会比中国的经济规模更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等候不是一个好主意,主要原因就是地理的经济规模效应告诉我们,世界上还会崛起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也就是在伦敦和纽约夜间运行的时候,第三个中心是白天,要么是上海,要么是孟买。

  所以从这个基调上来讲,我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地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不仅仅是考虑到国家安全,而且是为了促进国际的金融稳定,成为国际上的支付货币和积累财富的一种货币。

  我觉得规模不光是中国一个能够打赢的因素,印度也有这样的规模,所以我们要考虑到三大条件,金融市场应该是开放、复杂精细和安全的。因此我认为这三个方面,中国应该是能够出台政策来解决这三个方面,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应该在印度市场发展到同样的开放、安全、复杂精细之前就应该出台政策,所以现在这些条件是都存在的,我也认识到有这样重要的角柱存在,也就是中国的脆弱性,中国对于抵御金融危机,尤其是在市场开放之后,对于抵御金融危机的脆弱性有多大。

  比如说一场金融危机就是由于股市崩盘导致大家都是大量的抽出资金,导致股市崩盘,最后大家是从股市一下子把资金抽出来,投入到外汇市场当中,这样会出现螺旋式下降崩盘的过程。

  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研究脆弱性,不是光看稳定性,不光是看现状,不是说要导致停滞不前,而是要理解究竟什么是构成了金融的抵御能力、抗击能力。

  我刚才讲了,金融危机有两个过程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是股市的崩溃,导致了外汇市场的崩溃,然后会导致人们从国内市场逃离。马来西亚的做法是外汇管制,这样资本就逃不出去了。而香港采取的措施是制止了金融市场的崩盘,怎么做的呢?香港经管局出手去收购了金融市场25%的资产,应对金融市场的崩盘,是非常规性的政策措施,也促使我们这些经济学家要思考这种急救药和常规维持药之间的区别。对中国央行来说,有了这些全球的经验,也能够帮助中国更好地去管理好这些问题。

  所以讲到这儿我想说的是,一带一路同时应该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和上海的进一步开放,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中心。

  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Wing Thye Woo教授,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演讲。

  今天上午的论坛到此结束,下午的论坛两点准时开始,将会举办上市公司治理技术驱动下的普惠金融创新两层主题论坛。

  感谢各位来宾,谢谢!

以下文字由速记稿改编,未经发言者与论坛主办方审核,转载或引用请谨慎!中国财富网不承担转载引用以下文字所引发的任何后果。

  学术支持: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上市公司研究中心

  主持人:张彤 凤凰卫视主持人,凤凰财经研究院常务理事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张彤,非常容幸能够主持今天下午的论坛。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的现场,这次论坛我们得到了京东金融,以及《清华金融评论》、未央网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表示感谢。

  今天下午我们的会议一共是包括两场主题论坛,还有一个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研究中心成立的一个揭牌仪式。

  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主题论坛上市公司治理这个话题。这场论坛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支持,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合作媒体凤凰财经的大力支持。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这个论坛的领导和嘉宾:

  渣打银行原行长Peter Sands

  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兼内地业务发展主管毛志荣;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朱慈蕴;

  安永大中华区战略与发展主管合伙人,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副会长,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委员谢佳扬;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娴女士。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对几位嘉宾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

  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上市公司治理,说到上市公司治理,首先肯定还是要回顾一下中国的证券市场。如果从1990年算起的话,到今天为止我们整个资本市场成立是27年了,在这27年里面,上市公司由原来的老八股发展到今天的3000多家上市公司。这3000多家上市公司里面又包含了1200家中小创的企业,总的市值大约是50万亿。看起来好像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如果和国外的一些成熟的市场相比较来说,我们这个市场里面还存在很多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

  如果单就上市公司治理这个角度来看,在2002年由中国证监会和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共同组织策划了一个《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这个《准则》的颁布应该说对后来上市公司的规范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这是国内。

  如果从国外的市场来看,在2004年由经合组织,也是发起了一个上市公司治理原则性的纲要。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发现在上市公司治理方面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调整和更改。这样的话在2015年经合组织又发布了一个上市公司治理的这样一个原则性的纲要。

  如果从境外的角度来看,对于今天我们资本市场会有哪些指导性的意见?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我们围绕着今天这个论坛的主题上市公司治理

  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论坛的主旨发言阶段,首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渣打银行原行长Peter Sands先生做主旨发言。


  渣打银行原行长Peter Sands

  非常感谢,首先我要感谢五道口金融学院以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邀请我来到这里,我非常容幸。

  我今天下午第一个发言,首先要讲一下我们讨论这些话题,也就是西方以及欧美的一些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背景,以及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可以走一些捷径,可以不去走那些弯路,不再犯欧美西方的错误。

  我的一些观察,基于在麦肯锡的经验,以及渣打银行也是世界几大银行之一,最老的在华经营的全球性的银行,在中国有13年的经验,我自己也在这里面当CEO9年的时间了,来借鉴一下经验。主要有四点。

  第一,公司治理是有关股东的利益保护。

  实际上这当中有两个主要的工作。

  第一个工作,要保证管理层的决策符合股东的利益,而不是说符合他们管理层的利益,这个也是我们经典的经济方面的理论。

  第二个工作,要确保他们的行为是符合所有的股东,而不光是那些大股东,或者是他们喜欢的股东,或者是跟他们有个人关系的股东。在中国的情况下确实是特别适用的,因为很多上市公司是有国企的背景或者是国有的股份非常大的。

  公司治理现在不光是管理层要符合股东的利益管理,同时还包括公司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公民,要符合社会整体的利益。上市公司如何来实现这些目标呢?如果谁在上市公司做过董事的话就知道,要花很多的时间,有很多的流程,比如说年报的批准、决议的批准,以及CEO的任命等等,所以有很多手续上的事情,证实的事情,还要花很多时间有关战略和股东的评估等等,各种的战略,另外还有长期的公司发展战略。

  他们这些做得好吗?我觉得在西方的上市公司治理是行之有效,很多500强美国的公司,现在都会有一些所谓的积极活动的投资者或者是股东,或者是董事,来改变他们公司的行为,这样来确保公司的治理是行之有效。虽然说他们有一些行为并不是很大,但是他们有一些是获得一些基金公司的支持。

  第二,为什么现在公司治理是喜忧参半呢?

  我们的立法方和监管方都会进行一些目标的审视,在这个时期是尤其重要的,特别是社会当中有一些大公司,都受到了社会的一些挑战,要面对一些挑战性的问题,管理层的薪金是否合理,对于社会整个的态度是否是好的,像麦肯锡和普华永道做了一些调查,调查显示发现,回答问卷的人只有一部分认为他们的表现良好。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在渣打银行我们确实是一个表现非常良好的公司,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到高层的时间。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几十年来都是要证明我们的公司治理是行之有效,但是还是会有问题呢?

  首先,我们是不是期望值太高了?一个好的公司治理并不是说确保一定会带来成功,一个公司是从长计议的,董事会也比较好的话,这可能会使这个公司更好地来抵御一些挑战,但是并不是说这就是万能药。

  有一些政客和观察家、评论者说金融危机就是有利于银行的公司治理不好所造成的,但是我不认为。一个好的公司治理可能会使一些银行没有那么脆弱,但是主要是由于整个金融体系的公司治理是最为重要的。并不是说公司治理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包括业绩、金融稳定、气候变化等等这些问题,并不是说公司治理做好了,就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其次,那些非执行董事,还有一些监管方,在管理公司时候,他们也是有疑问的,他们会挑战CEO和管理层。实际上非执行的董事不应该干预,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责任就在于选好CEO就好了,而不是说直接亲手管理、运营一个公司。

  再次,使得董事会其效不张,因为给了他们很多监管的规定,使得很多的董事会等于裹足不前,没有办法做事情,绑起手脚,没有办法对真正的问题进行有意义的讨论。至少在西方,在银行业,越来越会看它的集体力量,有些时候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但是会有一些副作用,在西方的银行,任何一个董事都不愿意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发表有争议的言论。他们希望的是,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了,监管要找他们的事,他们就会说我当时是这么说的,有一点明哲保身。所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并不有利于公司的擅治。

  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于这种运作方式使得很多的高管没有花时间来看这个公司,而是说一年开两、三次董事会,但是实际上开得并不够,而且不光是有关开会本身,那些非执行董事他们实际上是要开一些会解决问题,我们在渣打可能是十次,一次开好几天,要花很多时间来进行培训、演讲,了解我们的客户,要了解像中国这样关键市场的发展动态。

  另外,董事花了很多时间,都没有花在刀刃上,CEO花了很多时间都是在比较短期的目标,比如说下一个季度、当前这个季度,而很多时候是需要从长计议的。所以对于一个公司短期这一个季度或者是未来几个季度好的事情,未必有利于这个公司长期几年的发展。很多西方公司的高管、董事他们认为就是由于短期的市场预期导致给这些高管很大的压力。

  另外一个问题,很多公司的董事实际上管理得并不是特别好,比如说这个公司董事长太强势了,就会使得别人受伤害,有些时候如果说太弱势的话,可能就会被一些其他强势的董事把他的日程劫持掉。

  所有这些都是西方上市公司治理所面临的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都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可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

  第一,这是一个历程,而不是一个终点。20年以后我们再来讨论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很有可能就不再谈过多的问题,所以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第二,是我们的重点,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问题,对于很多上市公司来说,还有很多东西要做,来确保满足最基本的公司治理。包括关联交易、利益冲突、小股东的利益管理等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公司治理好的表现的一些基础。

  第三,不要让那些程式化的东西占用过多的时间。有一些比如说只是立法和管理部门例行的公事,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第四,中国的公司想要请外籍的董事,并不是说这个外籍的董事特别明智或者是特别会念经,但是确实是比较重要的,对于我们渣打比较重要的,我们来自有不同国籍的董事,请外来的专家,就会有一些新鲜的血液,会了解最佳的实践。

  第五,中国的CEO和董事长可以到国外公司去出任他们的董事,不光可以来做贡献,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第六,开董事会的职能对于中国上市公司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中国的很多董事长要找到更好的方式来鼓励大家进行真正的讨论。我在中国这么多年,也是开了很多会,很多组织的会议实际上都是比较官僚的,都是层级非常复杂的,这可能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做法。一个好的公司治理,实际上并不是说大家一派祥和,而要有一些摩擦,这样才会产生有意义的讨论。

  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有关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一些想法,特别是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我们的目的。在目前的环境当中,这些都是一些软元素,对于我们进行好的讨论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好的公司治理,有关于我们要做一些艰难的决定,这要求管理层和董事要相互进行倾听和辩论,一块儿来解决那些棘手的难题。

  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Peter Sands先生的演讲!

  接下来,有请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兼内地业务发展主管毛志荣先生做主旨演讲。


  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兼内地业务发展主管毛志荣:

  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提供这样的机会跟平台,大家一起来讨论公司治理这个问题。

  我们说,这个问题在有公司以后,就差不多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正像Peter Sands说的,这是一个旅途,不是一个终点。我想,以前谈、今天谈,未来还会继续谈。所以,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谈。

  但是,我从香港交易所的工作和互联互通的角度,我们设计的方面,还是非常有限,我就从互联互通这一个角度。

  在开始讲之前,我想讲两个事:1、今天我在这里所表达的观点是我个人的观点,不代表我所在机构的观点(这是一个常规的说明)。2、在讲公司治理跟互联互通之前,我想还是把互联互通(我们讲的沪港通、深港通)的情况,非常简要的跟大家做个说明,然后再关联到公司治理这个话题上。

  现在我们想讲的沪港通、深港通,大家所说的互联互通,这个机制很简单,国际投资者需要投资A股市场,内地投资者需要投资国际市场,需求都在,但是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管制,叫资本项下管制。就是说,钱能不能自由的出境?有限制,国际上的人、国际上的钱,也不能自由的进来,这在投资领域有限制。

  另外,内地的制度跟国际的制度,基础的金融制度还有相当的差别,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满足市场的需要,满足投资者的需要,就要把两个市场连起来。在20141117日开通了沪港通,把两个市场连起来了,连起来的主要特征也是很简单。千千万万内地投资者不需要跑到香港开户,就跟在内地跟内地的交易习惯一样,投资港股,国际上的也是这样。

  价格发现,在香港,香港的股票就在香港撮合成交,一个地方价格发现,内地的股票、上海的股票,去年深港通通了以后,深圳的股票就在深圳撮合,一个地方形成价格。每天过境的是订单过境,人不用过境。每天晚上做股票结算的时候,其实只有两个机构过境,一个就是内地的登记结算公司,欠的钱和券给香港,香港的登记结算公司把欠的钱和券给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所有的钱都是买卖金额打差以后过境,这样的话就达到了市场最大的效率,维护了两地的基本市场制度,也达到了最小的制度改变成本的目的。目前运行良好,我们平稳推出,平稳运行。

  在这里的结构下就是跟今天有一个关连的意思,千千万万投资者没有到对面去开户,千千万万国际的投资者没有进入内地开户,但是他们买了、持有了A股上市公司的股票。在这个价格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叫名义持有人结构,这是我今天重点想讲的,名义持有人结构向下,投资者怎么参与A股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

  目前来说上海的股票、深圳的股票,上海是500多支,深圳是400多支,香港是900多支,大家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家都可以交易的共同市场,市值占了80%左右,按交易量分的话,应该是一半以上的交易量这期股票纳入了沪港通、深港通的标记股票。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名义持有人的结构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从北上来看,就是投资A股股票来看,境外的投资者是通过香港结算公司持有A股上市公司,当中有一个名义持有人的结构。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香港结算公司有一个大账户,在中国结算,在A股的上市公司股东的名册上就是香港结算,代表了背后的千万投资者。

  从开通两年多来看,境外的投资者已经占有相当比例的上市公司的股份,比如说上海机场,北上境外投资者已经占了30%左右的持有量。

  在名义持有人账户下,境外的投资者怎么样能够参与到A股的上市公司公司治理?上市公司治理里面,大家知道里面说到底核心是两个,一个是剩余控制权的管理,就是说所有的权力你把它一份为二,一部分就是日常的管理团队在管的,剩下的你不能管的,我们股东大家一起管的,这个是剩余控制权的管理。这里面最直接的体现在一系列的事情的权力上面,召开、参与股东大会,向股东大会提案、表决等等这些权力。

  从现在已经运行的情况来看,在各项股东权力当中,通过公司行为等等这些都得到了体现。大家可以看到,沪港通现在已经有2000多次的海外投资者参与内地A股市场的投票。

  这里大家已经看到了,在参与公司治理的过程中,参与股东大会的表决是保障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OECD基于2004年公司治理规则的最近修订版上也提出了要尽量为投资者行使股东权和所有权创造条件。

  第二,现在G20的规则里面也说了,不能到现场投票的投资者要尽量采用电子投票,另外里面也提到了要为跨境跨国的投资者提供便利,不能有障碍。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想想,名义持有人账户,你代表了众多投资者,投资者里面有同意、有反对、有弃权,在原来A股的公司表决的情况下,一票可以占三种可能,当一个大管制来的时候,就必须具备一个大管制投三种不同的票,在沪港通、深港通之下有了突破,这也是为海外投资者参与公司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

  最后,所有权这一项我非常简要地讲,海外投资者通过名义持有人账户下的权力。

  第一是不可侵犯的。

  第二,名义持有人项下的投资者,对你也没有特殊的待遇。

  第三,境外投资者跟境内投资者在名义持有人账户下,也是能够得到同等的保护。

  最后我想讲以后接下来做什么?就是两个方面。

  第一,方便海外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的表决。

  第二,加强信息沟通,让海外投资者能够及时了解、充分全面了解A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毛志荣先生的分享!

  接下来,有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朱慈蕴女士做主旨发言。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朱慈蕴: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受邀参加这场上市公司治理的讨论。

  正如前两位嘉宾所讲的,公司治理是公司领域当中一个永恒的话题,特别是上市公司。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上市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这是2016年,我们叫做《公司治理观察报告》,是由亚洲的公司治理协会出版的,这个治理报告是以澳大利亚的公司治理作为一个标准,因为澳大利亚公司治理大家都公认在国际上英美法系基础上融合了对亚洲国家的影响,我们用它来做标本。

  我们看到,中国的排名从2010-2016年我们下降了两位,已经排到了第九。说明中国的公司治理,水平实际上在下降,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第二张图是讲,在哪些方面我们下降的比较多,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排名,包括我们的规则还有我们执行的情况,甚至包括我们的审计,方方面面,都有不同程度落后的现状。

  对这个表我们做个简单的概括,实际上它就是在强调,从中国的公司治理整体水平来看,我们是从2010年的56分下降到36分,下降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有的国家治理水平相对一直比较靠前,有的持平,但是我们处于下降。当然,当中政治与监管环境分数下降比较多,其次就是公司治理在审计环节当中的情况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我个人认为,中国公司治理水平,特别是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这些年有所下降。重要的原因,可能有一些其它的,但主要的有这些方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大家都知道这是在2002年颁布的,在2015年我们修改《公司法》以后,2016年适当的又做了一些修改。应该说,2002年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是为2005年《公司法》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贡献。也就是说,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相对是比较先进的。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做的修改都是非常非常简陋的一些皮毛的修改,基本上没有修改,所以就非常落后。

  然后,我们很多公司都有《公司治理报告》,从报告的内容来看空洞化。再有就是,独立董事的功能有花瓶的问题。还有执法的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了,到今天为止,我们的运动式执法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当然,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不高,也是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我们还引入了法国里昂证券的《公司治理观察报告》,我们看到,其实两个报告对中国公司治理水平的评价是一样的。

  下面,介绍几个案例,来看一下上市公司治理的有关立法和执法问题。比如说,这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万科案件,独立董事张利平提出来要回避,引发的投票权争议。作为一个独立董事,在开公司董事会的时候竟然提出来要利益回避,从我们一般的常识来说,独立董事不应该出现在独立性上有问题。

  当然,这个案子我们也知道,不一定张利平在选任独立董事的时候、受任的时候他的关联性就存在问题。也可能是在后续才发生的,后续发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解决关联董事任职的独立性问题呢?这其实在我们的《治理准则》和《公司法》当中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当然,包括怎样判断是属于关联交易的一种冲突,能否在临时提案中提出来?等等,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

  再有一个案子,这也是我们大家最近津津乐道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当中大家知道ST慧球,通过董事会审议了1001个议案,然后提到股东会上作为提案,要交给股东会去审议。我们且不说数量众多,在股东会上是否有能力全部过会,经过股东的讨论投票。暂且看他的这些案件,他提出来的议案,有相当一部分是与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应当讨论的事项无关的。

  比如说,建立员工恋爱审批制度、双休日调整到礼拜四礼拜五、坚持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议案、公司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然,包括最后这个列出来的议案,形式上看似乎有点儿合理性,但是如果分析起来其实也不具有合理性,为什么呢?因为他提到的是第一大股东每年要捐赠上市公司不少于100亿的现金,换句话说公司有替股东处分他的财产权利吗?这是值得怀疑的。

  所以从议案当中看,我们会看到很多议案都非常奇葩,相关联的就是我们公司当中的股东提案权,在2005年《公司法》当中是引入的,但是这项规定实际上非常简陋。比如说持股达到3%,当然单独可以合并,提前十天要告知董事会,董事会要在两天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如果董事会不受理,我们的股东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有权力申请暂停股东会吗?当然现在的《公司法》上是没有的。

  接下来的这个案件,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是近些年来由于并购市场的蓬勃发展,发生了若干起敌意并购的案件。从理论上讲,敌意并购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只不过是说一起不受管理层欢迎的并购案件。但是我们会注意到,我们有大量的并购公司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一些规则违规进行信息披露。换句话说,就是他偷偷摸摸地进了公司,等到发现他或者是他披露信息的时候,持股比例已经大大超过了5%,因为按照《公司法》上的规定和《证券法》上的规定,大家看到《证券法》第86条,明确规定了采用每5%要公开信息披露,同时在披露期内不得再收购该公司的股份。

  实际上就是我们强调的:

  第一要公开。

  第二在披露期内禁止交易。

  第三小步慢走。

  当然早期的时候中国的并购案件,特别是敌意并购是不多见的,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具备这样的调整。但是近些年来我们看到,在资本市场的很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出现了高度的分散,同时还有很多公司的股值被低估,因为成为收购对象非常好的一个目标,敌意并购逐渐发生。

  我们规定了这些规则主要学自于英国,但是也不排除跟美国一些制度相吻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规定的公开、禁止和小步慢走的规则,实际上也可能使我们的敌人并购方大大增加了他的收购成本,或者换句话说收购成功的比例是非常低的,这也是他们采取不信息披露的动因。但是面对这种不能信息披露的现状,我们的法律是非常无能为力的。

  比如说《证券法》第193条说,我们可以对违规信批人处于最高60万块钱的罚款。大家都注意到,我们近期有很多上市公司出现违规的行为,交易所和中国证监会经常出这个处罚书,而且都特别标明顶格处罚,也就是60万。大家都知道和你收购一个公司的成本来说,这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微不足道。

  所以从这个角度,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我们法律中明确说,在你没有纠正行为之前,是不可以享有表决权的,这个表决权对收购方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权利,没有表决权就等于他的收购是不成功的。但是我们的法律没有解释什么叫做纠正。我信披了,公开了我的信息,包括我被处罚了,缴纳了罚款,算不算纠正了呢?从而在很多的上市公司就发生了诉讼大战,包括这里提到的新媒跟他的收购方开南,在各级法院打了不下十几场官司,特别著名的是在上海打了一场官司,意味着原来的控股方是新的入主方。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诉求就是,新得的股权没有表决权,甚至于你取得的股权是不合法的,要处理掉,但是最后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一个没有支持的重要理由就是无法可依。

  所将来以我们也得回答这类问题,怎么办?这是三个案子,来说明我们的公司治理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一种现状。当然我的理论就是,

  第一。提升公司治理文化,是必须的。

  除此之外,我想健全我们的立法是当务之急,大家注意到我们的《中国证券法》在两年前就推出了修改方案,但是今年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第二次上会,其实这次上会根本不是为了出台这部《证券法》,而且这一部的法律内容上已经跟第一稿初稿完全不一样了,几乎回归到老《证券法》的状态下。

  在很大程度上,这次上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中国《证券法》的草案成为废案,这是采用的一个措施。

  中国《证券法》的落后已经是有目共睹,《公司治理准则》我刚才已经提到了,2006年做了一次小的修改以后,再也没有明确的动作,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新出现的问题,都没有回答。包括《公司法》,这是上市公司的根本。比如说股东的表决权应该是股东权当中的核心权力,也是固有权力,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或者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剥夺或者是禁止他的表决权。

  所以如果不在《公司法》的源头上对这些违规取得的股权做出一个相应的立法,遇到问题还是非常困难解决的。

  除此之外,加强执法一定是我们在提高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过程必须的一个含义,我想我们现在说严格执法,除了对违规者要严格以外,我们的执法者也应当要解决运动式执法的问题,以便给我们的市场和上市公司以及投资人一个合理、合法的预期。

  谢谢大家!

  主持人

  接下来,有请安永大中华区战略与发展主管合伙人,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副会长,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委员谢佳扬女士,做主旨演讲。


  安永大中华区战略与发展主管合伙人,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副会长,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委员谢佳扬:

  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平台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上市公司的治理。刚才前面几位嘉宾都从他们自己的视角和经验、学识角度阐述了他们的观点。

  我的特点,我是来自于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在过去我的30年职业经验主要是审计,我是中国第一批有证券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所以我经历了最多的上市公司审计。另外我职业的原因,我也有很多机会去和管理层、治理层进行沟通,帮助公司实现他们的公司治理目标。

  所以在这一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想法和体会。我今天的题目是《强化审计委员会的制度安排,持续提升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

  这些年工作经验我看到,其实我认为审计委员会的功能发挥是良好公司治理的基石。刚刚几位嘉宾也提到了,现在的法规建设和制度建设还有一些滞后和不够完整、不够严密、不能应对新的要求的这些具体的事例。

  同时其实在上市公司这个审计委员会的职能上面也同样如此。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在公司治理过程中,我们是有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管理层等不同的层级,而在董事会的层级里面,我们又分别以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等等这些来组成。

  上市公司董事会有他明确的职责,与此同时审计委员会的职责,目前无论是从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运作指引以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对审计委员会的职责也是提出了聘请外部审计机构,监督公司内部审计制度,负责内审、外审,审核公司财务信息,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

  从这个角度来说,好像是全面的覆盖和完整,但是如何去理解、如何去操作?其实这件事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审计委员会在《条例》中也有明确,指导公司的审计工作,这个指导用什么来指导?怎么来理解公司建立起有效的制度?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同时审计委员会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构成和怎么样来实施指导和监督。

  上市公司现在出现的问题零零总总,我们也概括了一下,上市公司反应出来的特征,大家也看到了一些惩戒、披露、报道、讨论,可能可以把它归纳成财务造假、内控缺失、经营失败、战略失误或者是不良声誉等等原因。

  我在这里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这个时候我记得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就在欧美各国展开了一个讨论,当金融危机出现和来到的时候,董事会干什么去了?董事会是不是缺位的?是不是失职了?在这时候我们也想,出现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审计委员会他们发挥作用了吗?当这个上市公司无论是以任何一种形式表现出它的问题的时候,审计委员会是不是失职了?或者说他没有发挥出他应有的作用。

  我们刚才讲了,审计委员会应该能够识别市场的变迁,能够了解外部、评价内部的内控体系,同时也能够控制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刚刚也说了,在现在这种不确定的经济环境和大家新行业不断涌现,和网络经济的特色涌现的情况下,这个企业其实面临着方方面面很多的挑战和变化。

  其实财务造假的动因和原因是什么?作为上市公司来说,其实常常是因为内控缺失了,因为经营失败、战略失误,导致了有财务造假的动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归结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失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审计委员会也没有履行他的监督职责,从而导致了这样的舞弊。

  我们再来看一下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现在谁是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他们都在做些什么?现在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我们可以看到,主板、中小板公司、大型上市公司、强监管上市公司、A+H上市公司,在这些上市公司中,可能在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和履职相对来说情况好一点,很多新三板公司并没有审计委员会这个职责的需要,也没有设立这样的委员会,中小型上市公司和弱监管上市公司,还有一些A股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基本上也是形同虚设。

  在这方面,跟西方国家比较接近的公司治理像强监管的上市公司,在金融机构中间就在这方面公司治理和各个专业委员会的分工和实施中就会做得比较好。所以我们不是不知道应该做什么,而是现在有没有做和能不能做到这些。

  在现有的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和他独董的履职过程中也有注意到,深交所有一个报告,即便有了这样的专业机构在2012年到2014年四年中,只有39%的主板独董和52%的中小板独董是在董事会开会的时候到现场开会的,还有很多独董是采用通讯和委托这些方式来行驶表决权。所以在审计委员会开会过程中很多时候大量的议案并没有充分讨论,只是在贯彻大股东的意愿,这也是我们现在一边是审计委员会的缺位,另外一个是履职不够。

  我们再具体分析一下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具体的规模和构成。根据现在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职责规定,审计委员会中间一定要有独董来负责,必须有一位会计专业的人来完成这个工作。但是架构我们是觉得,现在审计委员会无论是人员和规模构成,在我跟各家上市公司开会的过程中,明显感到他们的专业能力、商业经验、投入的时间和他们能够诚实地面对公司出现的问题,能够充分跟公司讨论,都做得不够。所以我们也有讲,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对审计委员会成员的履职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现在的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因为官员不可以担当,很多公司独立性的问题也不可以担当,其实现在我们的独立董事越来越多来自于一些学术界以及非重要岗位的一些领导干部。恰恰是这些我相信学术界也有很多丰富的专业知识,但是他们确实缺少一些更多的实际实战能力。

  我记得曾经有这么一句话,习大大说的是打铁需要自身硬。在西方审计中也有一个说法,在董事会上可以斩钉截铁表态的都是身经百战的企业家。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在这方面是有一点缺憾的。

  另外,平时在审计委员会过程中,我们也觉得和其他专业委员会的职责定位经常模糊和不清。

  审计委员会与内部和内外审计机构的互动也不够,既不能主持和把握内外审计所发现的问题,也不珍惜和内外审计沟通的机会,同时现在的外部审计通常都是由管理机构来聘请的,内部审计又是管理机构的下属机构和属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审计委员如果能够负起责任,才能减少这样的非独立性可能造成的一种影响。

  基于上面的这些问题,我们也是对审计委员会加强制度安排有一些建议,与同其他的立法一样,我们也是强调呼吁可以完善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指引,要把我们现在所有的规定和出台的政策由事件推动转换为立法为先、规则领先这样的做法来做。

  同时也应该建立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评价机制,既包括社会公众的评价,也包括董事会的自我评价,也包括审计各个专业委员的自我评价。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们才能够提升整体的管理能力。

  另外能够建立审计委员会成员的准入机制。在国外一个好的独立董事,因为他常常也是有一些企业的高管来担任其他企业的独立董事,假如说一个好的独立董事,他在这个董事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实他在社会上会得到一种很好的考评和评价,得到一个评价之后,他甚至都有利于他自己在社会上获得更高职业的职位,以及发挥更大的影响,会有更多的有需求的机构来请他担任独立董事。但是我们现在是没有这些的考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对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的成员专业性、判断力、诚实、有没有足够时间的投入,等等方面都应该有足够的评价。

  另外审计委员会成员的后续能力提升机制。在中国我们知道有很多MBA班,大家都在学各种各样的管理,但是其实在国外还是有很多有董事教育和董事培训,这种教育和培训使得专业的董事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接触到他的行业,接触到他的专业所应该要求他能够担当得起的职责,给他们有一个系统、持续的培训,这才是保证他们履职能力的基础。

  总结一下,提高审计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我们现在已经是迫不及待的一个需要做到的事情,而且应该也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同时我也相信公司治理最后归结于都是一定是在董事会和董事会各个成员能够履职。就像《基业常青》的作者说,伟大的公司并不一定要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但是一个伟大的公司必须有一个伟大的董事会。我相信董事会中审计委员会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谢佳扬女士的演讲!

  下面,有请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娴女士做主旨发言。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娴:

  各位来宾下午好,也非常感谢在座的四位嘉宾参加我们这个讨论,非常感谢大家,尤其感谢Peter,不远万里从伦敦飞到北京参加我们这次论坛,非常感谢。

  我今天下午演讲的题目是《机构投资者与公司治理》。刚才各位嘉宾在发言的时候都提到了投资者和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问题,实际上公司治理中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而且作用是日益凸显的。所以今天我演讲的内容将围绕着机构投资者和公司治理的内容来展开。

  首先,机构投资者在全球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我们看下面一些统计的数据,到2016年底,全球机构投资者管理的资产规模已经超过了60万亿美元。OECD国家机构投资者所管理的资产规模和GDP的比,我们看很多国家机构投资者管理的资产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本国GDP的总额,最高的已经接近300%。我们再看全球25家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所管理的资产规模,最大的已经超过了4万亿美元,即使排名第25位的公司也达到了将近6000亿美元。

  机构投资者作为一类为公众管理资产的商业主体,他本身有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也就是说当他发现一个公司的业绩因为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能够通过积极地参与公司治理提高公司业绩的话,他们会努力参与到公司治理中,以提高自身管理的绩效。但是我们也发现,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乐观,也就是说他在参与公司治理的过程中面临两个方面大的问题。

  第一方面,动力不足。

  第二方面,利益冲突。

  具体来讲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第一,经济学上讲的代理的问题。

  因为我们机构投资者是替他人来管理财产,就存在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问题,代理人总是不可能像主人那样尽心尽力管理自己的事务,所以这就存在着代理人的问题。

  我们来看管理人的利益动机是什么呢?从机构投资者来讲,核心驱动是管理规模,规模后面是业绩,业绩越好的公司往往在竞争中取得更大的优势,所以更关注的是业绩,而不是参与公司的治理,而且因为股权的分散,也使得机构投资者单一行动的力量是比较小的。

  外部性,因为机构投资者参与单一的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所带来的业绩改善,会被所有的投资者分享。

  第二,利益冲突的问题。

  利益冲突的问题是代理人问题所必然引发的一个问题,它必然是存在代理人和最终委托人之间利益不一致所导致的冲突。

  我们再来看机构投资者会面临什么样的冲突呢?举个现在大家讨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参与保能收购万科股份过程中,作为理财产品的管理人的保险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个大股东所代表的利益不一定是这个理财产品最终持有人的利益,这种利益冲突在大型的金融集团中可能更加突出。比如说银行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还有就是管理人往往有多支资金,不同的资金投资的风格不同,我一会儿会讲到,不同的基金经理可能也会面临冲突,还有年金也会面临这样的利益冲突。

  我们再来看,这是一个投资链,或者是一条投票的链。随着机构投资者越来越采取了委外的方式来管理资产,这就使得投资链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整个链条上所引发的代理人问题,和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也会越来越突出和复杂,利益输送的问题会更加隐蔽起来。

  第四,被动投资。

  大家都知道,近年来,被动投资、指数化的投资成为了一种机构投资者投资的主流,有不完全统计,可能全国有60%以上的资产规模是通过被动指数投资的方式来配置的,被动化投资的机构投资者就不会太关注公司的基本面和不愿意太多参与公司治理。

  第五,短期主义行为。

  刚才Peter在讲话的时候也提到了,目前来讲机构面临着短期的市场对业绩的压力,他们也会形成对管理层CEO每个季度、每半年的财报业绩压力。而最近五、六年以来,在全球兴起的高频交易,使得机构投资者在展开一场速度的赛跑,这些高频交易是不会关注公司治理的。

  还有就是我刚才讲的,机构投资者实际上是非常多元化的,不同的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参与的方式、受到的激励都不同,这样就会导致不同的机构投资者他们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和方式之间的冲突也会影响到最后参与公司治理所产生的结果。

  因为机构投资者是全球(尤其是在西方社会,我刚才讲到了在美国)75%以上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在英国和日本60%的股份都是由机构投资者持有的,所以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了全球各个国家包括国际组织的重视。

  推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我刚才讲到了,一方面是动力不足,一方面是可能面临利益冲突,如何来解决推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机制问题?不同的国家由于文化传统,公司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以及市场归置的长期形成的惯例,在选择的制度上也是不同的。其核心还是围绕着如何增加机构投资者自身的动力,在制度设计上加以推动。

  我们也看到,全球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公司治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步规则就是英国1992CADBURY报告首先提出的,我们刚才提到了,多个蓝本已经成为了全球不管是2004年还是2015OECD颁布的《公司治理准则》的最重要的一个蓝本,就是出自于英国1992年的CADBURY报告。这个报告首先就提出了机构投资者应该通过积极地参与公司治理来获得长期的回报。

  而90年代,同时也是机构投资者积极主义兴起的时代,以《美国公共雇员退休金计划》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积极主义的发动者,他们倡导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切实履行资产管理人的信义义务,机构投资者必须以最终持有人的名义参与公司的治理,不能随意投票。

  这就是90年代以后兴起的机构投资者积极主义,也是这场机构投资者积极主义发动了90年代之后兴起的全球公司治理运动。

  我们看到了,既然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有内在的要求,但是我们也需要有外部的机制作为保障才能推动它。总得来说,推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机制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明确他的义务。

  第二,不管是法定的义务还是自律职责。

  第三,强化披露和监管。

  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从法定义务来规定的,就是美国,美国是1940年在他的《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里面明确规定了投资公司作为最终持有人的代表人,或者信义义务人,必须积极地参与公司治理,代表公司去投票。2003年的时候,美国证监会又进一步强调了机构投资者的管理职责。

  英国的做法和美国不一样,英国一直强调发挥自律机构的作用,无论是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还是公司治理准则本身的发布和执行方面,英国都采取的是走强化自律监管的职责,所以他的治理准则都是由自律委员会发布的。

  大家请看最后的2010年的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发布了《英国联合公司治理原则》,同时也发布了《英国股东职责准则》,这个《股东职责准则》,就是指作为机构投资者,要切实履行他的股东职责准则所需要的一些行为规范,这是英国的股东职责准则。

  无论是英国的自律方式还是美国的法定义务的方式,都强调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也就是说机构投资者履行股东职责,必须向市场披露他履行职责的规则是什么样的,他如何履行的职责,都需要向市场说明。他通过披露强化市场的监督,促进投资者根据机构投资者履行职责的情况,来选择资产的管理人。

  这是2015年继OECD发布的,刚才很多演讲嘉宾都提到了,在2004年《公司治理原则》基础上发表的《2015年公司治理原则》,在这个原则里面,特别做出了一个最大的体例上的修改,就是增加了第三章《机构投资者证券交易所和其他中介机构的作用》,在这一章里最大篇幅讲到了如何发挥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在这个方面,如何发挥机构投资者作用方面,一是强调了机构投资者作为信义义务人要切实履行管理人的职责,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同时也强调披露的作用,作为机构投资者要披露他的制度和履职情况。

  这是2015年继OECD发布的,刚才很多演讲嘉宾都提到了,在2004年《公司治理原则》基础上发表的《2015年公司治理原则》,在这个原则里面,特别做出了一个最大的体例上的修改,就是增加了第三章《机构投资者证券交易所和其他中介机构的作用》,在这一章里最大篇幅讲到了如何发挥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在这个方面,如何发挥机构投资者作用方面,一是强调了机构投资者作为信义义务人要切实履行管理人的职责,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同时也强调披露的作用,作为机构投资者要披露他的制度和履职情况。

  这是联合国2006年发布的《责任投资原则》里面的六项原则,我们看这六项原则,非常强调的是作为一个积极的股东,三和六都是强调披露如何参与公司的治理,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现状。刚才几位演讲嘉宾都提到了中国在公司治理原则和立法方面的缺失或者很多方面已经落后了实践,跟我们的实践不相适应。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方面,依然存在同样的问题。

  首先,大家都提到了2012年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的非常宽泛,对机构投资者没有定义,也没有对他的职责做出规定,也缺乏相应的行为规范,我刚才讲到的,法律职责、行为规范不明。监管部门、自律组织也好都没有介入对于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规则制定,没有明确的制定规则,也没有采取措施,来加强监督。

  除了这个之外,可能当下最最大的一个问题(有的问题我就不细讲了)是有的说60万亿,有的说90万亿,大量的理财产品。实际上理财产品按照国际通行的定义都属于机构投资者。

  我们刚才提到的万科收购案中大量的理财产品参与到了公司的并购行为中,也参与到了公司治理中,而这些理财产品谁有权力履行投票权、表决权,履行股东权力的行为规范,在我们的部门规章里都没有规定,这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乱象,刚才朱教授有提到了,我就不一一阐述。里面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利益冲突,这就使得最后持有人的利益是得不到保护的,而这个问题恰恰我看目前讨论的还不多。

  我刚才也讲到了,我们的行政监管部门没有法律的规定,行业组织如果是行业的协会和交易所也没有相应的行业规范和监督、督促机构投资者履行职责的规则和行为规范。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弥补立法的空白。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建议就是跟刚才几位嘉宾谈到的一样,要健全法治,明确机构投资者的法定义务;明确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行为规范,防范利益冲突;强化信息披露,增强市场和投资者对机构投资者履行职责的监督;有关部门正在修改《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在修改《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时候,一定要明确机构投资者的职责,对他的履职行为和相关的信息披露提出原则性的规定。

  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院长的精彩分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原计划还有一个小的座谈,下面我们还有两场论坛,所以今天这个主旨演讲就到此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论坛就让给下面的时间。

  但是我们还是要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几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非常希望几位嘉宾刚才从各自非常专业的角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观察和更好的建议,能够在未来上市公司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落实,谢谢各位嘉宾!

  请几位移步到台下就坐,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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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支持: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实验室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鑫苑房地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

  主持人:张晓燕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鑫苑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鑫苑房地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张晓燕,接下来我们进入主题论坛三:技术驱动下的普惠金融创新

  这次论坛得到了京东金融,以及《清华金融评论》、未央网的大力支持。

  本场主题论坛,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的互联网金融实验室和鑫苑金融科技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支持。我们同时感谢合作机构:中国金融认证中心、凡普金科,合作媒体中国电子银行网的支持。

  近年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对金融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借助于这些新的技术产生了大量可以用于金融服务的数据信息,降低了金融服务提供的成本,使得金融服务可以以更有效的成本、更定制化的方式,触达到更为广泛的人群。

  技术驱动带来的金融普惠,在各个领域、各个企业,都取得了一定的应用经验,也获得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所以,我们举行这么一个主场论坛。

  下面,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参与本场主题论坛的领导和嘉宾:

  李东荣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

  焦瑾璞 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

  赵立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巡视员、副主任,中证监测总经理

  陈生强 京东金融首席执行官

  季小杰 中国金融认证中心总经理

    凡普金科创始合伙人、首席执行官

    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首先,有请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我很高兴出席今天的清华大学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与各位专家共同探讨技术驱动下的普惠金融创新这一重要议题。

  我们知道,自从2005年联合国首次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以来,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发展,我们注意到普惠金融的内涵、外延,以及实现手段,都在不断的丰富和完善。

  各国逐渐形成了一些好的做法和典型经验,中国也不例外,目前在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呈现出服务主体的多元,产品服务的多样,服务覆盖面较广等特点。简而言之,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在不断提高。

  根据世界银行在普惠金融指标上的最新数据,目前中国的大部分指标,均排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特别是账户的普及率和储蓄的普及率等指标,甚至优于G20国家的平均值。

  虽然我们取得了这些成绩和进步,但我们国家与其他国家一样,依然还面临着普惠金融成本高、效率低、服务不均衡、商业不可持续等全球化的共性难题。

  这些难题,成为实现全面普惠金融目标的主要障碍,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努力去破解。

  我们也欣喜看到,近年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一个以技术为主要驱动的数字普惠金融新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加快形成。这为解决上述全球的共性难题,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和技术支撑。各国正在加大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这里,我们也尝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未来发展,做了一些分析:

  一是有助于解决的难题。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电脑、智能手机等终端进行操作,可不受时间、地点、气候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使金融血液持续的流向更深、更广的经济末梢神经。

  今天,可以说,只要网络普及到哪里,金融服务就有可能拓展到哪里。使得更多的人普遍的分享到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

  二是有助于解决的难题。

  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创新和广泛运用,可以减少以往的信息不对称,提高金融交易效率,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有效降低金融服务的边际成本,使得小微企业、农民等服务对象能够获取价格相对合理、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

  三是有助于解决服务质量的难题。

  传统的普惠金融服务内容和质量,往往受限于物理网点、机具布设,以及人员的安排,难以做到基础服务均衡化,特色服务精准化,而依托数字技术和移动终端,我们可以实现线上与线下的有机结合,场景与流程的有效整合,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服务要素标准化程度较高的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

  随着国家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我们的老百姓,包括边远地区的工人农民,只要手持一部普通的手机,就可以享受到上述的基础金融服务。

  四是有助于解决商业可持续的难题。

  数字普惠金融在解决和服务质量等问题的基础上,凭借更广泛的客户群体,更低廉的渠道成本,更精准的风险定价,有助于解决传统普惠金融服务成本与收益不对称的问题,实现普惠金融发展的商业可持续性。

  然而,我们在肯定技术进步带来金融服务质量效率提升的同时,还应该看到,由于数字普惠金融在业务模式、技术属性、风险特征等方面的新特点,也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挑战,需要引起普惠金融从业者的高度重视。

  一是风险治理的挑战。

  数字技术的应用,并不会改变金融风险的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和服务外部性的特征。在多维开放和多项互动的网络空间,金融风险、技术风险、网络风险更容易产生叠加和扩散的效应,使风险传递得更快、波及面更广。

  二是数字鸿沟的挑战。

  农民、低收入人群由于往往缺乏足够的数字支持,技术与技能,容易形成不同教育程度、年龄结构、地区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导致不同群体从金融服务中获益的能力有所分化。而且弱势群体对于物理网点的依赖度相对更高。一旦数字技术越来越多地替代物理网点,也可能引发技术性的金融排斥。

  前段时候我遇到一些银行界的老前辈,他们就跟我们提这个问题,就说现在的互联网技术发展之后,确实很方便、很快捷,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他们年纪大的人,特别是6070岁的人,眼睛也不好使,新东西玩得也没有那么熟练,怎么让老同志在使用这些新的工具方面能够更加容易操作。这还是银行界的老前辈提出来,不能光考虑年轻人的想法,还要考虑老同志的习惯。

  三是基础设施的挑战。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依赖于支付清算、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有效延伸和扩展。但是作为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基础设施,在建设升级方面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较多的投入。

  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创新,还对普惠金融信用信息体系、数据统计和监测评估体系、数字普惠金融的标准体系等基础性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是监管适应性的挑战。

  在监管体制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跨界特征明显,需要完善综合监管和穿透式监管,加强监管的协作和信息共享。监管资源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模式众多,创新速度快,给监管人员、监管工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监管能力方面,需要注重利用数字技术对现有的监管流程和系统进行优化和改进,否则我们是难得实现有效的在线监管、实时监测。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数字技术在解决普惠金融老课题的同时,也会带来新挑战。因此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过程中,不能仅依靠技术单兵突进,或者把技术过度地神化、泛化,而应该研究推动包括政策、制度、技术等在内的一揽子系统性的普惠金融解决方案。

  第一,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支持体系,坚持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公平准入。

  现在的主体是多样化的,既包括传统的金融机构,也包括很多新兴的金融机构。所以说要坚持服务主体的公平准入、公平竞争和公平归置,要按照一致性的原则来进行管理,着力破解不合理政策的约束和制度瓶颈,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各有侧重、相互协调、有机衔接的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税政策以及其他配套政策,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要支持各地区结合基础设施条件、产业结构等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发展移动金融、供应链金融等有特色的业务模式。

  第二,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治理体系。

  逐步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服务供给、需求主体的权利义务,确保数字普惠金融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建立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行为监管、审慎监管和市场准入体系,注重借鉴监管砂箱、监管科技等新的理念,利用数字技术来改进监管的流程和能力,探索针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区域试点、产品实验、压力测试等创新的管理机制,使所有的创新带来的风险始终处于可管、可控的范围。

  要发挥行业自律作用,通过制定信息披露、信息安全、业务经营等行业的标准和规则,降低行业整体发生风险的概率,督促从业机构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第三,建立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创新体系。

  鼓励传统的金融机构和新兴的业态主体结合自身特点,发挥各自的优势,建立完善事业部、实验室、矩阵式项目组等创新管理平台,以客户普惠金融需求为中心,加强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和产品研发。如运用大数据技术,完善客户画像、市场营销、风险定价等业务功能,开展精细化、精准化的普惠金融创新。运用云计算应用,实现业务系统的弹性扩展和金融服务的集约式发展。更好地适应小微客户单笔小额海量交易的特点,运用移动互联技术和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等场景紧密结合,实现服务的实时化、随身化和移动化。

  此外,还应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大众理财、精准扶贫等普惠金融领域的创新方面。

  第四,建设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体系。

  加大公共部门、社会资本等多元化投入,进一步完善支付清算、信息通讯等基本设施体系,使普惠金融服务能够更加安全、可信、低成本地扩展到更广泛的区域和群体。

  要依法使用传统银行信贷数据以及电子商务、公共缴费、网络金融交易等新型数据,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普惠金融信用信息体系,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统计和监测评估体系的建设,实施动态监测与跟踪分析,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的标准体系建设,提高普惠金融在服务要素、信息安全、隐私保护、产品定价、合同文本、合格投资者认定等方面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第五,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消费者保护体系。

  今天我看到我们焦瑾璞先生,原来是央行消保局的局长,今天也来了,通过安全简单的操作界面,通俗易懂的产品说明等,让金融服务变得更加易于操作,妥善解决数字鸿沟问题,避免产生新的金融不公平。要通过数字可视化的信息披露、产品登记、风险提示等,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透明度。运用数字技术建立远程客服、在线投诉、生意处理等机制,丰富消费者保护手段,广泛利用传统媒体、数字媒体等渠道,实现普惠金融知识普及精准教育,提高消费者的数字金融能力和素养。

  总之,数字普惠金融作为当代技术驱动的普惠金融新模式,既解决了一些老的难题,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作为国家行业自律组织,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实践和风险治理,我们愿与各界同仁一道共同研究、通力合作,努力实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美好愿景。

  最后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李东荣会长提到了数字普惠金融将来的发展愿景,我觉得对于在座的各位观众来说,现在北京其实对于金融创新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因为我每次去美国都会跟大家说,数字普惠金融,金融创新现在的前沿在中国。所以我很高兴听到李东荣先生说,咱们的国家对这些金融创新会有进一步的推动或者指引作用。我觉得咱们的数字普惠金融,将来肯定会接着保持咱们的领先地位。

  下一位嘉宾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先生。

 

  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主办方,也特别感谢廖理院长邀请,使我有机会在这里就普惠金融方面的一些学习和体会,跟大家做个汇报。

  刚才听了李行长非常详细、全面和系统的报告,使我们对普惠金融,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了很好的概要。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数字普惠金融应有边界》,我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目,我最近也参加了一些会,尽管我不具体分管这个事,但是我也感兴趣,尽管现在是卖黄金了,为富人服务,但是我心系穷人,一直想着普惠金融。

  研究来研究去我感觉到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普惠金融特别是都打着数字普惠金融的边界、名义,到底应该干哪些事,应该有一个界定。

  如果大家听不明白,我说个土话,比如说一个土员外有了很多钱,在旧社会,他可以看到好的、漂亮的姑娘都拿到家里当妾,这合适不合适?占用了很多资源,另外把外面的很多光棍汉造成了很多剩余。

  现在,互联网金融企业到底怎么发展?是不是靠着自己有钱什么都可以干?看着哪儿好就干什么。我今天就是围绕着这个题目,讲一下数字普惠金融要有边界。

  首先,我想还是要跟大家一块儿回顾一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基本概念是什么,两个概念最权威。

  第一,《国务院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将普惠金融定义为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这里面有很多定语,机会平等、商业可持续、可负担,并且是适当的服务。

  第二,在去年G20会议上,数字普惠金融的高级原则,专门把数字普惠金融的定义做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分为四个层次,也就是说有四个概念。什么是数字普惠金融呢?运用数字技术为无法获得金融服务和缺乏金融服务的群体,提供一系列正规金融服务。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必须能够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必须是负责任的、成本可负担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对服务提供商而言必须是可持续的。我专门把几个关键词用不同的颜色标出来了,这才是数字普惠金融,并不是说你干的什么事都是数字普惠金融,里面有很多的要求,要负责任的、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满足服务对象的,并且是一系列正规的金融服务,非法集资什么的这不能叫做普惠金融。

  谁来提供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是什么?也就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多元化服务主体和产品。像对于传统普惠金融来讲,主要是依托于传统金融机构或者类金融机构提供服务与产品。数字普惠金融就是拥有更加多元的服务主体与产品。

  下面,我画了一个图,这个图就是表现出什么是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兴的非金融机构对普惠金融这种产品的提供,可以说数字普惠金融既包含了传统金融机构对其传统普惠金融业务的数字化创新,如手机银行、互联网银行等。但是也包括了一些新型非金融机构提供的互联网金融产品,比如说网贷、第三方支付、互联网保险、股权众筹等等。

  这是给大家汇报的提供数字普惠金融的主体和产品。

  数字技术助力普惠金融发展。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怎么来解决传统金融的成本高、效率低,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可以说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加速融合创新,为解决上述难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我感觉可以解决重点就是三个部分。

  第一,提高了获取正规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第二,提高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也就是说最后一公里有可能被覆盖。

  第三,解决了成本的问题,我们用原来的思路,做银行代理需要门面房、人,物质基础很多,通过数字这种技术,大大降低了普惠金融服务的成本。

  既然有有利的一面,也有风险和挑战的一面。可以说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的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但是也带来了不少的风险和挑战。市场上甚至出现了许多打着数字普惠金融的旗号,借助互联网从事非法集资等违法活动。

  现在来讲我感觉到几个方面还是挺突出的。

  第一,跑路频繁,消费者的权益难保障。像中国的消费者权益保障应该还是空白,尽管我干过三年,确实没干出什么成绩,让大家现在还有很多跑路大家的权益保障不了。

  第二,信息安全风险日益突出。用户信息泄漏、丢失、被截取、被篡改等案件时有发生,消费者个人隐私、资金安全已受侵犯。

  还有一个金融风险不可忽视。互联网金融产品覆盖面广,产品风险普遍较高,产品间关联度也高。现在一下子所有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全是全国性的,没有地域性的,这就很麻烦了,风险。

  还有一个问题,还在学习,就是什么是数字普惠金融的高级原则。

  第一个原则,我感觉很有必要再给大家念念标题:要倡导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它重点是要采取协调一致,可监测、可评估的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

  第二个原则,一定要平衡好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和风险的关系。

  第三个原则,构建恰当的数字普惠金融法律与监管框架。

  第四个原则,扩展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系统。刚才李行长也论述得很清楚,数字普惠金融不是单个发展的,有赖于基础。

  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去孟加拉考察小额信贷,我回来得的结论是孟加拉的小额信贷理念我们可以吸收,形式吸收不了,因为那个地方跟咱们的农村不一样,可以开启小组会,咱们现在农村都打工了,哪能开启小组会?所以说这个东西要动态结合发展过程。

  第五个原则,采取负责任的数字金融措施,保护消费者。

  第六个原则,重视消费者数字技术基础知识和金融知识的普及。

  第七个原则,促进数字金融服务的科普身份识别,这是一个大漏洞,怎么来识别,把它百分之百识别。

  第八个原则,监测数字普惠金融的进展。

  我们刚才讲了基本原则以后,我没有详细扩充,但是这八个原则就是指明了我们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框架,但是我想怎么来体会一把?我特别感觉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数字普惠金融应回归金融的本质,但是不忘普惠初心。

  这里面有两点非常重要。

  第一,普惠金融有别于政府扶贫,它不是慈善金融,也不是扶贫金融,它是实实在在的商业金融,就必须履行金融的内涵。

  第二,它的经营必须要建立在商业可持续的基础上,而不是一锤子买卖。怎么来建立这种商业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呢?我这里谈了五个着力点。

  第一,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完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

  第三,探索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第四,规范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防范金融风险。

  第五,加强消费者金融教育,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这些都是框架式的东西,我们还要回到金融的本质,而不是去漫无边界的。

  最后,也就回到我标题的主题,如果回到本质,我们讲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框架、高级原则、表现、挑战、意义以及我们对它的反思,我感觉到数字普惠金融应该有边界,这是对机构来讲。监管需要有新思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加以引导和规范,才能保证其走上健康的轨道,甚至真正成为普及大众惠及民生的事业。

  这里面我做了一个图,就是左边和右边,左边我们一定要解决行业边界模糊的问题,这个模糊下去,有可能变成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行业边界十分模糊,形成大而不能倒,互联网金融巨头,到时候倒不了了。一会儿发言的还有这种金融、那种金融,之后我就感觉到微软怎么没搞金融?要是微软搞金融,那全球就是微软金融,将来垄断的问题怎么来解决?这个不解释了,大家想想吧,我今天讲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事。

  监管体制错配,现在是分业监管体制,互联网金融一出现,金融业的混业经营格局错配,导致监管主体间职责不明确,谁是主监管的?以前咱们常说的谁生的孩子谁抱,现在不知道是谁生的孩子,谁都不管,出了问题以后也找不到人。

  还有一个法律体系滞后,面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相关法律体系往往显得比较滞后,怎么办?我感觉有四个思路。

  第一,明晰互联网金融业务的边界。

  第二,要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不明显,传统牌照制度下的机构监管方法并不适用,因此更需要行为监管。这是一个新的,我看咱们CFCA的领导也来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监管的新动向。

  第三,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构建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新型法律与监管体系。

  第四,发展监管科技,不能说利用数字技术你去发展普惠金融,还要利用数字技术提升金融监管能力,这是一个最新的动向。像刚才李行长讲的,老同志也要适应我们的新动向,监管也要搞数字监管。

  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主要内容,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巡视员、副主任,中证监测总经理赵立新:

  大家下午好,我今天还是以中证监测总经理的身份来谈一谈金融科技对资本市场影响,以及如何利用好金融科技做好证券期货监管。我们现在有一些初步的想法和做法,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首先金融科技正引发资本市场非常深刻的变革,金融科技近来正以无可阻挡的势头渗透到资本市场,包括投资、交易、风控、合规等方面的重要领域。归纳起来我想谈三个方面的场景,可能作为从业者也会有很多切身的体会。

  第一,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投资顾问和智能交易。

  智能投顾我,自动化的线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一系列算法、模型为客户提供投资建议和资产配置的方案。与人工投顾相比,智能投顾具有更低的成本、更强的纪律性、更广阔的服务面。

  从国际上来看,当前美国在全球智能投顾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已经有超过200家机构涉足这个领域,既包括一些传统的金融机构,也包括一些新的金融科技公司。在我国,智能投顾的业务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已经有超过20家机构参与其中。以互联网金融理财平台及初创公司为主,也包括京东、百度、阿里巴巴等互联网金融巨头。

  在智能交易方面,近期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媒体的报道,包括华尔街著名的高盛,原来曾经有600人的团队进行股票交易,如今只剩下2名交易员,其余的工作全部由机器来包办了。贝莱德集团也宣布辞退一批基金经理,并用量化投资的系统来取代人工的交易。

  这反应出华尔街正转向如人工智能驱动的交易系统,这些系统可以获取社交平台、新闻报道、金融数据等一切有助于其理解市场变化的信息,可以持续观察、学习和消化这些信息,不断优化预测,同时还能够克服交易员的情绪波动和非理性行为,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

  一家对冲基金数据服务公司特地追踪了23家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对冲基金,发现人工智能表现优于人类。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在资本市场的交易领域,也出现了像AlphaGo这样的机器,实际上它的表现已经超过了人类。

  第二,基于大数据的指数产品、交易策略和信息增值服务。

  2011年伦敦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推出了全球首支基于社交媒体的大数据对冲基金,该基金将twitter作为观察投资者情绪的窗口,以期获得超额收益。2014年部分境内投资机构,也借助大数据优化投资收益,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基于股票页面访问热度,微博上关于个股文章正负面影响等因素,推出了大数据指数。此外将大数据因素纳入投资分析框架,也已成为许多专业机构的标配。

  近年来境外主要交易所开发了多元化的信息产品和服务,满足了市场对其大数据信息的旺盛需求。例如纳斯达克推出了一个市场情绪分析工具,通过过去21天的订单信息,反应纳斯达克市场参与者的买卖证券方向和热度,便于投资者分析和预测市场的价格变动。纽交所推出一个分析平台,允许用户推动线上对纽交所海量数据进行复杂的分析,支持包括金融建模等数据分析方法,还预留了API可编程接口,便于用户自行编程,进行更为灵活的大数据处理。所以大数据在国外的金融市场上已经成为一种公共资源,可以提供广大的投资者进行加工,为他们的客户进行服务。

  第三,基于监管科技的风控合规系统。

  近年来一些市场机构开始引入数据聚合、模式分析、云计算等综合技术手段,来提升合规工作的效率,降低合规成本,以应对严格的监管规定。监管科技这一概念也应运而生,英国金融行为管理局将其定义为运用新技术促进达成监管要求。据统计,目前全球有6000多家企业提供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合规解决方案,产值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在国内深圳的一家创业企业,为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以及拟上市公司提供专业的合规管理平台,和合规业务咨询,填补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可见金融科技能够充分利用所有信息发现价值,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不仅能够克服人类在交易操作上的缺陷,还能为投资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金融科技正引发资本市场方方面面的变革,有些甚至是颠覆性的。

  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看到金融科技对资本市场创新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二、金融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

  很多人对未来人工智能发展还是存在着疑虑和担忧,这些疑虑和担忧我认为不亚于上个世纪初人们对原子核物理最新发展产生的疑虑。爱因斯坦说科技是一种工具,究竟是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取决于怎样用它,取决于人自己。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到金融领域,引发变革的,也给市场稳定运行带来负面影响,资金流动变得更为频繁,风险传染渠道更为复杂,违法违规的行为更加隐蔽,也隐含了不少风险隐患。

  第一,顺周期特征及交易行为趋同可能加大市场波动。

  例如智能交易虽然能够快速、准确地捕捉到市场的变化,但是这种典型的趋势跟随策略会强化市场当前的走势,从而放大市场波动。同时由于大量的程序化交易,采用算法较为类似,其交易行为也将表现出一种高度的一致性,特别是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在科技场景下的羊群效应将触发集中抛售,从而在极短的时间内给市场带来极大的冲击。

  第二,技术风险和操作风险相互加强。

  金融科技完全或主要依仗于技术系统,而在系统设计时隐含着一些技术上的缺陷,可能给市场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例如201281日发生的骑士资本事件就是如此,骑士资本公司是美国一家知名的量化交易机构,由于其服务器升级过程中出现了疏漏,在当天开始后45分钟内向纽交所发送了数百万的错误订单,导致150余支股票出现了异常的大幅度波动,并引发了熔断。所以科技的应用实际上加深了或者是扩大了操作风险。

  第三,投资者适当性管理遇到了一些挑战。

  很多客户的收益目标可能是较为模糊的,其风险承受能力为难以准确度量,往往需要主观的综合判断。依据客户调查问卷及行为数据对其进行分类,本身也是一个模糊匹配的过程。这就对人工智能技术提出了较为苛刻的要求,如果我们完全依靠机器、人工智能对投资者进行判断和筛选,很有可能把不合适的投资者引入到市场中,突破了投资者保护的底线。

  这个我认为金融科技在资本市场中的应用可能带来的一些风险和负面的冲击。

  下面我简单谈一谈金融科技在资本市场监管中的应用前景。

  面对金融科技给金融市场带来的挑战,监管部门作为市场的管理者和组织者,也正在紧跟市场发展趋势,因时、因势而变,用金融科技武装自己,坚持底线思维,提升监管效能,维护市场稳定运行。

  第一,探索智能监管。

  目前境外监管机构正在积极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发现违法违规交易的准确率,同时能够识别出新的违法违规行为。例如美国金融监管局正在开发智能监管系统,无需预先编程输入已知的知识或答案,就可以更快速、准确地理解哪些情况需要预警,通过自学判断何种交易模式,最终需要执法介入,从而正确标记违规行为。甚至包括此前尽管中从未发现的违规方式。美国证监会正引入机器学习的方法预测投资者行为,评估市场风险,发现潜在的欺诈和监管部门的渎职。国内机构也正在积极地借鉴境外的监管经验,常识利用大数据对投资者和上市公司进行画像,便于进行更有效的行为分类监管。刻画金融机构间的网络拓扑结构,以掌握风险、传导路径,并进行压力测试。利用数据挖掘的方法,开发交易监察模型,提高对新型市场操作行为的识别效果。

  第二,完善市场监管的基础设施。

  区块链技术有助于降低市场主体间的信任成本、协作成本、审查成本和操作风险,提高交易后处理环节的效率,可以有效地改善交易结算系统等市场基础设施,在境外市场中纳斯达克推出了一个基于区块链的私募股权交易平台。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韩国证券交易所,也正在积极开发类似的交易系统。

  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建设资本市场的大数据中心,完善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集中整合证监期货行业全市场的数据,紧跟市场变化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探索智能监管的新模式。

  1.用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建立各监管业务条件之间、各市场之间的信息关联,实现跨交易所、跨境、跨账户的交易运行监控,努力提高监管工作的信息化水平,提升违法违规线索的发现能力。

  2.进一步整合全市场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大数据技术深挖数据金矿,搭建能够模拟市场环境的计算实验平台,增强对市场走势和市场主体行为的预判能力,对监管业务和流程进行集中的再造,真正实现人在做,云在看。

  3.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基于金融理论的分析和大数据的优势,探寻、验证甚至创立我国资本市场有关理论和方法,构建资本市场运行及系统性风险,监控监测指标体系,开展政策效果的检验和评估,努力成为市场决策者的智囊。

  谢谢大家!


  京东金融陈生强:做普惠金融要符合经济学规律

  感谢张院长的介绍。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论坛的话题是普惠金融,京东金融作为一家服务金融行业的科技公司,实际上这几年来也一直在践行普惠金融。所以我想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普惠金融的理解。

  普惠金融的定义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指用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包括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都是重点服务对象。然而,即使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大部分做普惠金融的机构都很难发挥出全力。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可持续的模式,从而制约了普惠金融的推行。

  那么目前制约普惠金融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呢?我们研究认为,是可负担成本。我们需要从经济学的理论角度来分析这个事情。

  经济学中,企业成本有一个划分维度是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成本结构的不同,让经济实体所能服务的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也完全不同。拿金融行业来讲,如果一个金融机构固定成本低、变动成本高,那么只能去服务高收入人群和高价值的大公司,向下覆盖是不经济的。反之,如果固定成本高但变动成本低,则相对没有边际的限制,可以快速复制,覆盖更多群体,实现规模效应,这是符合经济学规律的。

  但就目前来看,金融机构的成本结构恰恰是以前一种为主。拿对小微企业的信贷业务来说,金融机构在获取用户、风控以及运营操作三大环节,基本上都是在依靠传统的模式——靠广告、靠地推去获客;靠人工调查来做风控;在申请、受理、授信、放款、贷后等一系列流程管理上也都是大量的在使用人工来审批和操作。如此一来,就造成了做小微信贷的变动成本过高。

  我们此前看到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拉美、东南亚、非洲等地区,金融机构做小微信贷每个账户的运营成本,包括获客、信用风险管理以及流程管理的成本加起来要占到总成本的30%-40%。再加上小微企业经营风险相对大,并且抗周期性风险能力弱,因而金融机构做小微信贷的坏账率相对会比较高。这两个因素加起来使得做小微金融盈利十分困难。

  要做普惠金融,必须找到低成本、可持续的模式。就目前来看,传统金融机构践行普惠金融急需解决的就是变动成本高、信用风险高的问题,而科技公司正好可以助力金融机构改变自己的成本结构、并通过贷前、贷后管理降低信用风险,优化服务能力。

  首先,科技公司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触达到传统金融难以触达的人群。尤其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科技公司通过自身的生态建设,拥有了很多场景。大家都很清楚的是,像京东金融,大量的金融服务是在真实的生活消费场景和产业场景中实现,我们将这种场景开放给传统金融,就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的获客成本。

  其次,科技公司可以在生活消费和产业交易场景中获得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真实反应了客户需求和实体经济的产销情况,通过这些数据+风控技术可以去做风险管理与风险定价。金融机构可以跟科技公司展开技术层面的合作,让科技公司的风控技术和金融机构的风控能力进行结合,就可以降低欺诈和信用风险。

  第三,在流程运营层面,科技公司基于更好用户洞察能力、产品洞察能力,可以在交易场景中嵌入金融服务,实现从客户申请、授信、放款、贷后的全流程贯通,让客户在交易场景中获得贷款,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能极大地改善客户体验。当这种能力与金融机构进行连接,也将极大地降低金融机构的流程运营成本。

  上面这几个点,京东金融都在实践。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京东金融是如何去做普惠金融,以及如何为金融机构提供助力的。

  第一个,批量获客方面。例如,面向个人的消费金融,京东金融基于京东数亿用户的基础以及电商交易场景,2014年推出了业内首款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白条”。这几年来,我们基于对原有场景的深耕以及外部场景的扩展,为很多的90后提供了人生第一笔授信,切入了传统金融不便触及或者触达成本较高的弱信用人群或较低收入群体,帮助了他们发掘和变现了信用价值。

  第二个,在风控方面。不管是刚才提到的白条,还是京东金融最早做的供应链金融,都是在依据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做风控,没有一个人工信贷审批员。当我们的智能风控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几乎就不再产生变动成本,为1个人放款和为1亿人放款,除了带宽成本外,我们的成本几乎没有增加。所以,即使用户1次只借100块钱,我同样可以借给他。并且,我们的产品几乎都是按天计息,随借随还。

  第三个,在流程运营方面,拿我们的农村金融的养殖贷来说。首先我们基于对行业的深刻理解构建风控模型,通过对养殖结果的收益测算而为农户提供授信。授信之后,并非不管了,而是继续做养殖过程的全流程贷后管理,帮助农户做养殖管理。包括为养殖户提供免费的云端的养殖管理系统、监控系统、物流管理系统等等,帮助养殖户建立一套集物流管理、信息流管理和资金流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养殖管理体系,实现养殖技术的升级,促进养殖的集约化、规模化。

  基于这样一套养殖管理体系,我们有能力精准的把资金定时、定量、定向的投放到养殖过程中,让农户实现资金使用效率的最大化。拿养鸡这件事来举例,养一只鸡42天,大约需要15元饲料款。传统做法是在第一天贷款给农民15元,42天后连本带息收回,农民为这15元支付42天的利息。但我们知道,其实小鸡在第一天只吃很少的开口料,可能只需要2.3毛钱,一周之后需要另外1元的饲料。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到把饲料的用量精确到天、精确到克,并据此匹配贷款资金,其结果是农民最终支付的利息非常之低,覆盖养鸡过程中需要的15元饲料款,总共只需要支付利息6分钱。

  如此一来,我们不仅提高了整个贷前、贷中、贷后的流程效率,实际上还在这个过程中降低了信用风险。不仅农户对贷款利息可以承受,京东金融也可以赚得利润。

  由此可见,不管是哪一个环节,科技实际上都是实现普惠金融的重要手段,但科技公司本身做金融服务是难以满足普惠金融的需求的。实现普惠金融,传统金融机构的力量不可或缺,他们应该是推动普惠金融的主力。近年来,中央密集出台多项扶持政策,力推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有力推动了金融供给下沉,包括几家国有大行在各地的分支,以及遍布各地的农村商业银行,几乎是覆盖全国各个角落。这些金融机构如果能够通过科技赋能,将线下优势与线上打通,将很快发挥出最大的效能。我们认为,未来的金融服务将是不分线上与线下的,而是要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O+O”的模式。

  从普惠金融延展到所有的金融服务,逻辑是一致的。放眼全球,传统金融拥抱新兴科技,利用科技的能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收入正在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美国、欧洲,高盛、摩根斯坦利、瑞银等传统老牌金融机构无不在将科技视为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能力。科技能够为传统金融带来的赋能,并非只是流量、渠道等浅层次的东西,而是真正能对其核心业务进行重塑。在这个大的时代潮流下,中国的金融机构完全可以在做好普惠金融的同时实现模式的迭代,也完全可以借助科技的力量重塑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格局。

  谢谢大家。

   

  中国金融认证中心总经理季小杰:

  各位嘉宾、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

  正像前几位领导和嘉宾讲的那样,近几年得益于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和成熟,我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实践的浪潮。但是在这些新的业务模式和新的服务创新下,却隐藏着不少的安全风险。比如说近几年来我们大家熟知的电信诈骗屡禁不止,据公安部门的统计,去年2016年我国电信诈骗的涉案金额达到了将近200亿元。还有就是网络钓鱼防不胜防,这几年举统计,我们国家境内的钓鱼网站差不多每年有20万个左右。还有就是信息泄漏时有发生,刚才几位领导也都提到过的。我们大家知道,前几年肆虐的比特币勒索病毒,更是在瞬间扩散到上百个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损失。

  此类的风险事件都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都是利用科技的手段,高科技化。

  第二,金融犯罪的产业化。

  第三,资金流转速度非常快,我们知道现在银行的系统都集中了,资金会在瞬间转移到几个银行。

  第四,作案地区跨度大,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界,给用户也造成了很大损失。

  所以说要想普惠金融走得更远、更稳,信息安全仍然是基石。

  下面,我就从几个方面来谈一下我对这方面的看法。

  第一,关于用户身份精准识别和认证的问题。

  核实用户的真实身份是所有金融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监管部门都有一个共同的监管原则,就是要了解你的客户。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自身也需要针对不同用户类型提供差异化的服务,需要精准的识别用户身份。目前认证手段很多,比如说人脸、声闻、口令等等。在现有阶段下,除了数字证书之外,其他单一要素进行身份认证都有一定的问题。今年“3·15”晚会上也报道过人脸识别的风险案例。

  2017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希拉里和助手使用的邮箱系统由于只使用了用户名和口令,没有选择其他的认证手段,导致了邮件泄漏。如果当时加强身份验证,也许今天美国的历史就会改写。

  在这方面人民银行也是非常重视账户实名认证的落实问题,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和办法。我们认为在现有条件下,立体、多维度地认证体系是实现线上业务身份识别和验证的有效手段。目前CFCA已经和很多的机构合作,建立了基于数字证书、生物识别和大数据在内的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可以满足不同场景的身份认证需求。

  第二,关于保证交易的完整性和合法性。

  近年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极大促进了普惠金融的发展,但是目前也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如何保证参与方相关权力。

  2、仍然缺失有效的线上证据保全机制。

  若想解决上述这两个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我国2005年颁布了《电子签名法》以来,电子签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使用公正的第三方认证机构所颁发的数字证书,可以实现线上的身份认证电子签名,从而保障交易的合法性、不可否认性以及防止信息被篡改。

  2、为了进一步提升客户体验,应使用基于数字签名技术的无纸化解决方案,来实现电子合同的签署和应用。在合同签署过程中,可以实现人与合同的绑定,人与业务的绑定,业务与合同的绑定,同而可以形成可信度高、可追溯的无纸化凭证要件,提高了效率,同时可以充分保障电子合同的合法性。

  3、建立合同签署的时后保全服务体系。主要的目的是及时地对关键的业务数据、关键交易行为进行第三方的鉴定、采集和证据冻结和保全,同时通过权威的第三方同步到我国权威的司法鉴定机构的信息系统中,从而塑造高司法强化的业务运营效果。

  第三,加强信息系统的安全管理问题。

  现在有5.65亿台主机接入互联网,据预测2020年的时候将会有500亿台设备接入互联网。这些互联网系统会极大的提高效率,但是同时也带来数据隐私和安全风险问题。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主机系统都以明文的协议和方式提供服务,这样用户名和口令很容易在数据传输的过程中被劫持。为解决这个问题,国际非营利组织CAB建议安全级别高的主机站点应采用EVSSL证书来进行保护。Google也已经宣布在今年10月份左右将没有使用SS证书的站点被标注为不安全站点。目前是国内唯一一家可以发放支持国际所有主流浏览器可信站点证书的CA机构。

  安全的管理应该是多维度的,除了数据传输的安全外,系统本身的安全缺陷也可能导致信息被偷或者是本身被劫持。比如说最近在新加坡电信公司遭受了攻击,主机包括一些摄像头被劫持,导致网络瘫痪了两个多小时。所以定期的信息安全系统检测是必须的,能够尽早地发现安全问题,做到防患于未然。

  第四,建立共享机制,联防联控安全风险。

  互联网业务速度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也给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他们利用各个系统的信息孤岛,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钱财的转移,单点的防御已经很难适应目前现实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尽可能大范围地打破行业壁垒,打通数据孤岛,建立高效的联网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做到异常交易及时报警。

  金融主管部门也非常重视经济诈骗问题,比如说人民银行170号文就要求银行和支付机构接入电信诈骗风险管理平台,实现了涉案账号在线的支付冻结。加强了部委间的联动,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总之,在科技驱动的普惠金融时代,金融服务不断创新的同时,安全风险也不断增加。作为我国金融领域信息安全的重要基础设施和金融领域信息安全的风控队伍,CFCA愿意和各界一道,为普惠金融保驾护航,让金融真正地触达普惠。

  谢谢!

  主持人:感谢季小杰女士的演讲,我觉得有了CFCA的保驾护航,大家对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以及各类金融创新的信心都已经大幅度增加。

  下一位嘉宾是凡普金科创始合伙人、首席执行官董褀先生。

   

  凡普金科创始合伙人、首席执行官董褀: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个论坛,来分享一些我的想法。

  开始之前我首先介绍一下凡普金科,在2013年年底成立的,我们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家金融科技的公司,业务种类很多,目前最大的业务还是网贷的业务,目前我们在中国的网贷排名上面已经连续12个月是在前十名,最近的排名是在第六名。

  今天非常有幸,我们也听到了监管机构、行业的安全服务商、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他分享。

  我想今天主要讲两个方面。

  第一,强金融监管周期之下,谈一谈我们对行业的看法。

  第二,简单分享一下我们凡普金科一些实践和创新。

  总体来说,其实我们倒是对整个监管在过去的差不多18个月,从一个非常包容性的监管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收紧的监管这样的变化,我们不觉得特别惊奇。金融科技目前在全球是非常领先的,当你去欧洲、美国会发现,中国的整个金融科技无论是在规模、创新上,还是在整个监管包容度上,都是在全球领先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金融科技目前是在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上。

  从投资额来讲,这是最能反应中国的整个金融科技在全球的地位。在全世界无论是从投资额还是从笔数来讲的话,中国基本上都拿到了50%以上,投资金额差不多为全行业的投资77%

  我想这个和在过去几年整个监管当局对于整个这样的金融科技新生事物的包容性是分不开的。但是美国的金融科技公司都只能发展成为一个行业的某一个细分领域的服务商,缺乏到整个行业提供大规模服务的机会,因为美国监管留下的空间少,而且传统金融下沉的沉度很深,使得他们没有太多的空间。所以我国的监管确是帮助这个行业奠定了非常好的发展基础。但是从2016年底开始,我们会看到一轮比一轮更严格的监管在发生。我们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是什么程度风向的变化?是一个基本、基础性的,还是就是要去劣留优的行为。

  当然就今天刚才几位领导的发言来看,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但是在此之前,听到今天的领导说之前,我们相信基于这两个判断目前的监管是在帮助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发展。

  首先,我在2013年年底创业之前是做PE的,我们当时所在的那家PE,今天那家PE发展成国内最大的PE之一了,差不多管理1000亿的资产,有非常多的金融机构。当时我们在创业之前的确有问过一些相熟的监管的领导,说你们对当时涌现出来的这些金融科技怎么看。监管的领导是在当时给予了非常肯定的答复,说调整正在调整,结构调整的基础是金融结构要调整,他们希望有更多的钱投到个人消费贷、个人信贷、中小企业贷款。但是他们发现,每次当他们多印钱,多印出来的钱,这些钱没有去到那些他们想要让它去的地方,钱最后还是去到了房地产、基础设施、政府投资里面,那政府投资的确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它的整个投资效率在下降,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政府的投资整个力度是非常大的,在全球来看都是非常大的。所以政府非常鼓励有一些创新,使得可以把钱推到个人和小微企业去。

  传统的金融机构明显在这个领域效率不是那么高,所以他们鼓励这个行业你们如果是提供补充性金融的,是非常鼓励的。

  到今天我们不相信这样的一个观点发生了变化,因为直到今天,我们看到整个金融体仍然是在转型中,政府依然是希望能够通过金融机构的转型,来刺激整个中国金融的转型,他们需要看到更多的钱去到传统的金融机构推不到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行业能够在今天政府花大力气整改它,而不是让它消失的原因,因为这个行业存在有它的社会意义。

  第二,我们相信在这个行业里面,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生存。原因是因为这个行业整个业务模式是比较简单的,是用技术去连接人和金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愿景是为普通人去提供能够覆盖其不同生命周期的、多元化的、更低门槛的金融服务,那为什么传统金融机构在降低门槛方面相对比较慢?是因为在技术大规模的应用方面,传统金融机构会比那些小的除了技术无以安身立命的机构慢一点。

  所以对我们这种机构来说,我们就需要通过技术,就像刚才陈总说的,用技术去让我们整个变动成本的幅度降低,使得我们能够用技术去降低整个服务的门槛。因为这个门槛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高质量的客户根本不需要我们的服务,在银行就可以得到服务了,只有那些在银行的门槛碰不到的客户,才需要我们的服务,所以我们一定要降低整个服务的门槛,才有我们的生存空间。

  银行提供这些低门槛服务,他们可能在成本上顶不住,刚才焦总也说了,普惠金融是需要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这不是一个慈善,这是商业模式,所以我们需要技术,使得这些低门槛的金融服务能够盈利。

  所以这是整个行业的存在逻辑,我们只能提供低门槛的金融服务,这是我们的独特的生存空间。中国是一个低门槛服务的市场容量巨大的国家,可能是美国的N多倍,全世界没有什么国家可以跟中国比,中国这种低门槛的金融服务整个市场容量可能超过整个东南亚加起来,可能加上美国。

  在这里我们的实践很简单,我们推出了很多不一样的产品,我们知道一个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低门槛的金融服务。比如说他刚毕业,就需要借一点点钱更快地买到一些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是中国的银行体系基本上能够提供是车贷、房贷、信用卡,刚毕业你申请到信用卡的概率相对是会低一点的,我们可以对那些申请不到信用卡的,也没有楼、没有车的人提供补充性的金融服务。年纪大一点他有点儿钱了,他可能需要理财,我们提供类似理财的撮合服务等等。这些服务全部是帮助我们满足用户一些不同生命阶段的金融服务需求。

  同时,我们大规模应用技术,对我们来说,我们要赚钱,只能用技术,让我们整个盈利性是可以让我们可持续的。整个云图系统是我们自己做的,因为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技术,整合了一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使得我们能够在一些风险的管理和精准获客上面获得一些优势。

  最后,在这个行业需要几方面的创新。

  一方面,像我们行业内的公司,就是专注在金融科技上的公司,我们需要持续创新,使得我们整个业务模式是能够站得住的,提供可持续的低门槛的补充性金融服务。

  同时,我们也需要监管的更多创新,的确在过去几个月,我们看到监管给出了非常多的要求。但是在这里我想让行业更规范的同时,可能监管也可以帮忙提供一些基础性的服务,比如说使得我们能够接入到央行的征信体势里面,进一步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提供补充性、低门槛的金融服务等等。但是这个行业本身需要更多的创新和联合,这也需要行业里面无论是第三方的机构,还是龙头企业相互之间的合作,使得在这里的技术和信息、数据能够得到更多的共享,降低整个行业的运营成本。

  我们相信技术创新驱动补充性金融能够鼓励中国整个经济转型,也能够使得中国整个金融科技能够持续领跑全球。

  谢谢大家,这是我的发言。

  主持人:谢谢董褀先生的发言,其实我上一次碰到董褀先生的时候,他跟我说P2P行业现在要开始整合了,现在看到几千家平台,很快只有最强的那些平台才能够留下来。P2P平台其实是一个普惠金融很重要的一个平台。

  下一位嘉宾是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先生。


  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

  各位亲爱的老师、朋友,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我想我今天的任务是用很短的时间试图跟大家解释一下数字技术或者是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之间的关系。我用的题目叫《数字普惠金融正在发生的未来》。因为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经讲过,一个CEO最重要的使命是探知正在发生的未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正在发生的代表未来的趋势,数字普惠金融是这样的趋势。

  我们现在讲金融体系最大的问题,一般会是两个问题,刚才前面的嘉宾已经有很多的阐述。第一个问题是难普难惠。第二个是脱实向虚。所以我们的问题是,金融科技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缓解这两个难题,我尝试从蚂蚁金服的一些实践里面寻找这样的答案。我这里也会试图从五个趋势的角度来讲金融科技一些最重要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也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

  第一个趋势,前面各位嘉宾都讲到了,金融科技可以全方位地降低金融的服务成本,推动金融的普惠化。

  我们都知道金融一般是有四种成本,获客成本、风险甄别成本、经营成本以及资金的成本。前三种成本都可以在这个时代正在被技术非常深刻的改变,我们知道了移动互联非常基本的改变了用户触达金融或者是获取金融用户的成本和效率。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的技术改变了我们风险甄别成本和效率,大数据帮我们甄别风险,因为甄别风险是基于信息的,而人工智能其实就是一种大数据的学习能力,而云计算的成本大概是传统IT成本的十分之一。所以这三个东西的结合,是非常根本地改变了我们甄别风险的成本和效率,这三个可以加起来去理解。其他的技术比如说区块链代表的是不需要信任的信任,而信任是金融的基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技术正在全方位的改变,金融技术的基础设施会带来成本和效率的改变,这个并不只是一个概念,是正在发生的一个现实。

  我用支付宝用这样的例子,讲到支付宝的时候,大家会想起蚂蚁金服的支付宝往往会有一种认为是因为你有一个阿里巨大的生态体系,所以背靠这个生态体系做金融可能比较容易。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正确的理解就是没有支付宝的话,就没有阿里巴巴的今天,因为其实一开始大家都知道,支付宝就是为了解决阿里巴巴的网购而诞生的,而网购里面最重要的问题还不只是支付的问题,而是买卖双方不信任的问题,因为他们不能够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大家去蚂蚁金服的话,会看到我们有一个传真机,一开始我们是通过银行买家把钱打到支付宝的账户,我们通过传真机给卖方联系,卖方给买方发货,我们跟买方确认,再把钱给了卖家。

  所以其实支付宝第一个解决的是信任的问题,而不是支付的问题。我想讲最关键的点,当我们在做金融创新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任何有生命力的金融创新都是在解决金融的痛点来产生的,没有无缘无故的金融,不会就金融创新谈金融创新的,一定是解决了商业的痛点。

  第二,大家觉得金融科技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东西,因为我的技术很牛,所以我用来解决金融的问题,这也是一个迷思。如果大家看一下支付宝的话,以我们在双十一的时候为例,其实我们2010年刚开始做双十一的时候,支付宝每秒钟只能处理300笔的交易,显然这个不能满足剁手党的需求。大家如果想象一下,双十一是什么样的场景?是零点以后有几千万人冲到同一个厂商买东西,你必须帮助这些剁手党把他们想要的东西买到,而且一分钱都不能有偏差,所以这个是巨大的压力。

  在这个压力之下,因为商业痛点的压力,我们技术飞快在迭代,所以到2013年开始,我们开始使用云计算的技术,到去年的时候,双十一我们已经每秒钟能够处理12万笔的交易,我们知道全球最大的支付机构是visa,它的记录是1.4万笔,所以我们从它的零头六年时间变成了它的十倍。

  我这里想讲的第二个点,就是金融科技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商业场景锻炼你的技术,你的技术是在这个场景里面磨炼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经常被误解的一个观念。

  我刚才已经讲了,以支付宝为例,移动支付已经变得非常普及,不但是普及技术领先,而且是既普且惠,从惠的角度来说,在支付这个行业我们消费者一般是不付钱的,一般是给商家收钱,如果看一下美国的话,一般的收单成本大概是3%,在中国这个收单成本已经降到了大概千分之六左右,如果是转账的话,无论是美国的支付宝还是肯尼亚支付的创新,他们大概是1%2%,我们基本上是0%了。

  所以我想讲的真正的既普且惠,在人类过去几千年中是一个传说,这几年因为数字的力量,它真的成为可能了。

  这是我想讲的支付的例子。我现在讲的第二个例子就是如何通过技术实现流水化的操作,减成本,提高效率,助体验。

  我们有一个“310”的体验,就是我们的小贷,什么叫“310”的体验呢?花3分钟申请,1秒钟到账,0人工干预,就是大家可以知道未来的金融一定是这样的,就长在这个场景里,真的就是你需要金融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但是因为这是技术带来成本大幅度的降低带来了可能,在传统的信贷的话,大概一笔需要2000块钱左右的费用,我们只需要几块钱。所以说为什么这种微贷在传统是不大可能实现的。

  我刚才讲的是体验,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六年中,我们的蚂蚁微贷大概为600多万家的小企业(中国总共加起来有7000万家小微企业,加上创业个人)提供了1万多亿的贷款,而且户金的余额大概是低于3万块钱,所以跟银行相比,是一个很好的差异化的补充,我们是做毛细血管、微贷、小额,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而且我们如果比一下格莱珉银行,格莱珉银行大概是花了40年时间,它是工业时代的标杆,非常值得我们钦佩和骄傲的,但是他们用了40年时间,总共的贷款金额应该是1000亿人民币左右,我们用了六年的时间,大概已经超过了1万亿了。

  在这个时代因为技术的力量,你要做微贷做普惠的话,应该是不同的方式和规模,这是一个网贷的例子。刚才讲的第一个就是因为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成本和效率的整体改变,带来金融的普惠,这是第一个大的趋势。

  第二个趋势,金融的场景化。

  原来在工业的时代,金融中心和场景无论是消费、商业和社交的场景是分离的,在这个时代是慢慢合二为一了,就是将来的金融就长在场景里面,不会是分开、分离的情况。

  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跟保险公司一起合作的地提供消费保险,我们剁手党经常享受了,但是不自觉的一个保险,比如说退货险,它的金额是如此低,但是让你整个的体验变得非常顺滑。大家看一下去年双十一的时候,那一天我们就卖了6亿单的场景保险,肯定是一个吉尼斯的记录,帮助消费者转化率提高了18%,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保险,一般消费者是消费100块钱,但是现在他会消费118块钱,也让商家的服务成本降低了20%,如果没有这样的保险,会有大量后面的投诉和安抚成本的工作,但是现在有了保险工作,他整体的成本是下降了,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的这样一个例子。

  刚才讲的是保险,我再讲信用如何跟场景的结合。我们大家都知道芝麻信用,在过去的两年中大概超过了1.5亿的金融用户,调用他们的芝麻分,帮助金融机构把他们的逾期率降低了20%。比如说原来的逾期率是1%,现在降到了百分之八,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也帮助识别了互联网欺诈超过了1500万的人次。

  除了刚才讲的金融场景最让我们觉得兴奋的是信用在各种生活场景里面的应用,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就是在各个场合帮助客户免押金,因为我们认为任何需要押金的地方都是没有信任感的地方。这个很简单,就是说全世界的信贷都是一种典当式的借贷,这个已经做了几千年了,我们觉得任何需要抵押的都是没有信任感的,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所以我们在过去的不长的时间,比如说在租车、租房、骑行、酒店各个场合,我们都希望能够免押金,在过去大概一年的时间内,我们已经为用户免除押金已经超过了350例,就是各种各样的场景,包括我们大家知道的共享单车,这是信用加生活。

  当然如果它有效是因为它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都可以甄别风险,无论是在借贷、出行、住宿,这几个图告诉我们的是芝麻分越高,违约率越低,是一个相反的有效甄别风险的能力。

  第三个趋势,改变了触达方式和商业的逻辑,把金融从B2C变成了一个C2B

  原来的金融一个用户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到金融机构里面说我需要你的帮助,而且是条块分割的,以后的金融会以用户为核心,打造这样一个C2B的金融生活的概念。

  我举一个例子,前面讲的都是这样的例子,就是余额宝。它帮助我们的消费者做现金管理,围绕它做随时随地的服务。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从金融科技到金融生活》,我觉得Fintech这个词是金融科技的低级阶段,因为当你还在吹自己技术的时候,实际上大家还没有用的,任何一个时代的金融都需要技术,为什么你现在要吹技术呢?我想在金融科技的成熟阶段我把它叫金融生活,叫Finlife,一个成熟的金融科技应该是技术驱动的把金融和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服务好生活的场景,回归金融的初心,我把它叫金融生活或者是我的金融生活,就是围绕我做的东西。我想这个会在十年之后大面积实现,这个其实是金融科技一个特别兴奋的概念和未来。

  第四个趋势,传统金融和金融科技是什么关系?我觉得是互相激励、补充、融合生长的关系。

  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家银行因为金融科技倒闭了,或者是大量的资金流出了,没有这样的现象。他们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就像我刚才讲的小贷的例子,我们是做毛细血管,做小的,传统金融可能会做得更大额一点。

  再一个他们有相对能力上的差距,所以我们在跟很多金融机构合作,我们多做一些Tech,他们都做一些Fin,因为这是有相对能力的差异化的。

  再一个确实在早期来说,金融科技绝对鲶鱼效应,就像余额宝产生了以后,会带来传统金融的改变。前段时间建设银行的董事长看到马云还说,你看你原来讲过一句很好的话,你说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现在我们改变了,我们改得很好,这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传统金融提供越来越多好的金融产品。

  所以短期来说,会出现鲶鱼效应,长期来说,我相信金融科技这个词会消失,互联网金融这个词也会消失,可能已经消失掉了,现在不敢叫自己互联网金融了。

  以后其实所有的金融都是金融科技,我想这是一个金融的未来。

  如果看一下合作的话,就是刚才我讲的,我们希望自己也多做Tech,少做Fin,我们现在跟400多家以上的金融机构合作,其中包括200多家银行,100多家基金公司,80家以上的保险公司,我想是这样的一个TechFin合作的关系。

  第五个趋势,因为我们中国也是监管的非常智慧的宽容和鼓励的环境,总体来说中国的金融科技已经领跑全球了,已经成为全球争相效仿的对象,我在三、四天以前还在柏林参加G20把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结合起来的会议,最近我也频繁到华盛顿、世界银行、IFC很多地方和他们交流,全球的监管者和机构对我们都非常感兴趣,对中国的金融科技非常感兴趣,觉得它代表了未来。

  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知道上个月是一带一路峰会,大家都在讨论一带一路。我们想一下,一带一路我们讲得很多,但是落下来可能没有特别好的标杆,数字时代的一带一路的标杆是什么?如果问我的话,我觉得可能印度的支付宝是一个非常好的标杆。我们大概在两年前开始跟这个印度的支付宝开始合作,我们开始输出我们的技术、风控能力和理念,他们那个时候大概有1000多万用户,现在有2亿多用户,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全世界第三大的钱包,是印度最大的支付机构,他们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东西。

  另外一点,他们印证了我们做的金融科技并不一定是电商,是一个跟场景的结合,在印度电商没有做起来,但是场景是看电影的场景、缴费的场景。不管怎么样,就是把金融和场景结合起来,用技术的力量解决痛点,这种在全世界很多的地方,尤其是人口众多、金融不够发达的地方有巨大的潜力。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带一路非常好的案例,是中国人到基础设施不好、人口众多的地方,你怎么走?用市场化的力量做,输出的是技术能力,从各个角度来讲,无论是从帮助当地解决他的问题,从整个输出的能力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把前面几个讲了以后,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当时在焦瑾璞局长的推动下,去年在G20推动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这个高级原则有八条。

  第一条就是说数字普惠金融,或者是技术驱动的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的优先选择,是一个国家战略。我觉得我们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应该明白,我们处于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是正在发生的未来。

  具体的我没有时间展开讲了。

  最后一点,我们最近蚂蚁金服经常强调的一个词叫Techfin,就是把金融科技Fintech倒过来讲,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很无聊,或者是想造字,我们其实想讲这个有三层的意思,想提醒自己。

  第一,我们觉得Tech放在前面,我们提醒自己Tech要有三件事情。

  1、它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个是大家最经常讲的事情,但是这个远远不够。

  2、技术一定要重构金融的体验,没有重构就不要提Techfin(金融科技)了,我们做成功任何产品,包括我们同行做的好多产品,一定是重构了金融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讲得不够的,我们有时候只讲成本和效率,如果只有成本和效率,大家不用它,不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其实是没有用处的。

  3、我们提醒自己要多做Tech,让金融机构多做Fin,我们一起合作,这是一个开放共享,共同为客户创造价值。

  这是我们想的Techfin三个点,成本效率的角度、重构体验的角度,以及开放共享的角度,这是我们讲的Techfin的含义。

  非常感谢!

  主持人:今天的论坛,每位嘉宾都各抒己见,所以有一些稍微的超时。

  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廖理先生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廖理:

  感谢大家坚持到最后,我最后尽量简洁一些,跟大家分享一篇学术的论文。

  最近,国内现金贷有一些争议,主要是由于有一件山东辱母杀人案,所带来的暴力催收的讨论,以及大家能够看到现金贷的息费比较高,就是综合的费加上利息,比较高,也带来一些争论。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美国的学者写的学术论文,他研究的是美国的Payday Loan,就是发薪贷。

  美国的发薪贷,它最早源于工作的人如果月光,很快把钱花完以后,他就拿着自己的支票,去到Payday Loan的窗口去抵押,也不是抵押,说我很快就可以发工资,我先借一部分钱,这部分钱一般是几百美金,借的期限会比较短,综合的费率会在年化300-500%

  其实,发薪贷在美国也有很大的争议,就是说它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它到底是英雄还是恶魔?

  这个论文研究的背景是这样,在美国有20%左右的人面临着信贷约束,信贷约束指的是什么呢?一般情况下你可以从银行或者信用卡借到钱,但你一旦出现些问题的时候,你经常用的传统的融资渠道就不再借给你钱了,所以就面临着信贷的约束。

  当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他就会转向Payday Loan,就是我们说的发薪贷或者现金贷去借钱,这个借钱有时候大家也说是高利贷。

  大概美国有多少人使用过这个Payday Loan呢?大概有15%左右的人口使用Payday Loan,所以这个比例还是挺大的。

  这个Payday Loan的交易规模在2010年的时候,大概一年是500亿美金,我们看了一个报告,大概到目前这个阶段,美国大概是600亿美金这样的规模。它的影响还是存在争议的,就是说有好有坏,正面的影响就是它可以缓解财务困境,负面的影响,它可能会诱使过度的消费。

  这个学者叫Adair Morse,她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任教,她这篇文章发表在我们这个领域的顶级刊物上JFE。她的文章题目说,《发薪贷是英雄还是恶魔》,她提出的主要问题是说,现金贷是否有助于缓解财务困境引发的负面影响,这个负面影响指的是你的房屋抵押贷以后,有没有失去赎回权。另外,是不是被逼无奈,进行了盗窃?

  她怎么做这个研究呢?她收集了1996-20021000个社区的资料,把这1000个社区分成两组:一组是提供现金贷Payday Loan的,一组是没有Payday Loan产品的。当时大家还没有广泛的通过互联网使用Payday Loan这个产品,主要都是基于社区的,大家要去窗口借钱。

  怎么做这个实验呢?她选择了选取自然灾害作为财务困境的外生冲击。就是,当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出现财务困境,一场自然灾害,每个人都会有借钱的需求。所以她认为,自然灾害是引发财务困境的重要因素,我们引入自然灾害作为财务困境外生的冲击。

  从而,可以考察这样的灾害(外生冲击)对这个社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可以比较有现金贷、有Payday Loan的社区和没有Payday Loan的社区,会有一个比较。为了更好的比较,她还选择了信贷约束程度接近的社区进行比较。

  论证的过程,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就不跟大家说了,我们来看结果。

  当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没有现金贷,没有Payday Loan的社区,每1000栋房屋,每年会增加4-5个丧失抵押品收回权的情况。什么意思呢?你没有能力续贷,所以这个房屋作为抵押品就失去了。而有现金贷产品的社区,只增加了3.2-3.5次。所以这样一来,有现金贷的地区比没有现金贷的地区,负面影响降低了20-30%

  另外一个情况,她选取了每1000个家庭被逼无奈参与了盗窃犯罪的情况,这个盗窃犯罪指的是小偷小摸,不是大盗,偷车、抢劫这都不算,小偷小摸被逼无奈,我真是没钱了,又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偷别人东西。

  无现金贷的地区,大概每1000个家庭一年增加了12次的盗窃行为,而有现金贷的地区几乎没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负面影响基本消除,也就是说由于自然灾害所带来的财务困境,在有现金贷的地区,这个负面影响几乎没有。他得出一个结论,说现金贷还是有助于缓解财务困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们都知道去年6月份美国消费者保护局出台了一个《关于改进包括现金贷在内的若干贷款产品监管办法的征求意见稿》,这个莫尔斯教授就在8月份给消保局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们来看他基于自己的研究所提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我们认为对于我们思考国内现金贷的发展,以及思考监管的措施是有帮助的。

  他首先分析了现金贷的几个重要特征,包括经济学意义上,他说人们对现金贷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否则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去借呢?目前他说学术界和业界对于人们究竟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借现金贷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比如说是什么让人们陷入财务困境呢?如果没有其他的方法,大家会怎么样应对财务困境呢?以及如果知道自己将来有一天会遇到财务困境,那你预先会做什么样的措施来避免财务困境呢?

  他接着分析说,现金贷改善了一部分人的福利,但是损害了另外一部分人的福利,他改善了谁的福利呢?就是那些没有其他融资渠道的人,给他提供了融资渠道,改善了这部分人的福利。但是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哪些人的福利受到损害了呢?是有其他渠道但是选择了现金贷,以及没有及时还款,不断续借,越借越多,最后债台高筑,以及因为有现金贷存在,而纵容自己过度消费,从而陷入了财务困境。这部分人的福利受到了损害。

  他说一个政策如果想实现Payday Loan的改进,Payday Loan的改进是说在没有人的福利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有一部分人的福利得到了改善,那么就不应该对现金贷一刀切,因为对现金贷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的确改善了一部分人的福利。这个政策应该使现金贷的产品设计引导他做更好的设计,来解决那些陷入财务困境的燃眉之急。

  是不是有比现金贷更优的金融产品呢?他首先提了一个问题,是说所有的金融需求都应该由传统的银行来提供吗?比如说流动性、储蓄、借贷、支付,其实不是这样的。学术界没有定论,实践界也不是这样的。对人群中某一个群体提供现金贷,本身就有可能是一个好的商业模式。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产品设计的不好,为什么产品设计得不好呢?我们来看,当我们看中国的现金贷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比如说没有区分借款人的类型,他说应该通过放款的方式、还款的方式、定价等把真正需要短期过桥资金的借款人筛选出来。

  第二个缺陷就是说由于时间周期太短,很多现金贷借10天、20天、21天,不到一个月,这样的借款人就往往不能经过一个发薪周期来调整自己的财务困境,所以这个给续借提供了空间。

  特别重要的是,他说产品未能提供有效的激励,来鼓励借款人增加储蓄,尽快还款。

  最后他说应当建立更多的信息共享系统,防止一个人在多个平台借款,其实在中国的实践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叫多头借贷,一个人在不同的借贷平台上借钱,从而导致过度消费,债台高筑,最后还不起。

  高息费的情况,定价高,他说定价高是双方面的,在美国大概Payday Loan的违约率在50%,所以这些Payday Loan就认为只要我的利息、费率设计高于50%就能够赚钱,大致是这么一个原理。但是他说,出借人由于违约率很高,但是有一部分人是按时还款的,所以你这个高的定价其实是那些按时还款的人间接补贴了这些很高风险的人。

  所以他说,在产品的设计上可以设计一个提前还款利率可以打折的定价策略,筛选优质的贷款人,激励贷款人提前还款,避免不断续借,同时通过这种方式,来降低整个现金贷的息费水平。所以他提了这么一个建议。

  国内是什么情况呢?我正好在昨天拿到了一个现金贷平台厚厚的一本客户留言,由于他这个留言都有真实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所以我认为他的留言基本是真实的,我选了几条给大家看看。

  第一条,是父亲失踪,母亲住院,正在经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候,感谢你的平台给我安全感。

  第二条,江湖救急,雪中送炭,钱虽不多,但情谊深重,与友合作的500平的清茶生意亏损,年底又倒腾自己的工作室,周转窘迫,真的身心俱疲。

  第三条,谢谢你,最近因为家里发生很多事,老公去世了,自己带着女儿在外面租房子,甚至连生活费都没有了,还好有你的帮助,谢谢。

  第四条,简直就是月光族的救星,谢谢你。

  这有大量的留言,我看了之后也非常感动。这也充分说明现金贷在国内是有市场的,的确改善了一部分人的福利,但是它也同时带来了恶意催收、过度消费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一个好的监管政策应该引导这些产品改善设计,使不好的东西远离我们,把好的东西留下来,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好的现金贷的产品,真正实现普惠金融。

  谢谢大家!

  主持人:廖老师今天提了这么一个文章,其实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对于每一项金融创新的产品,它的机遇和风险大家都应该要理性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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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7》发布  

  主持人:何海峰  中国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发布人:吴晓灵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  

  何海峰: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的何海峰,欢迎大家来到“2017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的现场。本次论坛得到了京东金融以及《清华金融评论》、未央网的大力支持。  

  今天上午的现场会议包括两个主题论坛,首先举行的是主题论坛四《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7》发布。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出席本次论坛的领导和嘉宾:  

  哈佛大学保罗·M·瓦尔伯格经济学讲席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obert J. Barro(保罗·M·瓦尔伯格)先生;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李波先生;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朱进元先生;  

  信达证券董事长张志刚先生;  

  交通银行研究中心副总经理,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周昆平先生;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女士。  

  感谢各位领导,也向各位来宾再次表示欢迎和感谢。  

  2011年中国加入WTO世贸组织十周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开放不断扩大,我们首次推出了这一年度的《中国金融政策报告》。近年来人民币加入SDR,亚洲投资开发银行成立,私募基金成立,中国银行践行成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也成为世界第一,中国资本市场等金融市场规模和交易也进入全球前列,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尤其是金融政策领域的动态发展得到了更多的世界瞩目。  

  介绍中国,沟通世界,是七年来《中国金融政策报告》始终坚持的宗旨。2017这份报告,更加凸显了以专业的团队,严密的方向,鲜明的主题和全面的内容等四大特征。  首先有请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行长发布报告。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欢迎大家莅临这个会场听我们发布《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7》。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对金融政策的了解关系到金融的发展,也会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发展。

  为了让国内的从业人员和国际上的从业人员以及研究人员们能够对中国的金融政策有所了解,我们决定系统地来出版这样一个报告。

  国内现在是有银行、证券、保险和一些金融业的子行业,有年鉴或者是发展报告,但是这些年鉴和发展报告一般都局限在自己的领域当中,缺少一个横跨银、证、保、信综合性的政策汇总和解读。为此我们就作为市场的第三方,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开展了这项工作。

  前六年是由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与社科院金融研究室联合在做这个报告,当时我同时兼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的院长。从今年开始,我不再担任这个研究院的院长,只担任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院长,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报告从上海拿到了北京,这是第一次由北京的团队来做这份报告。我们这个报告的框架是这样的,一个报告的主体是对各行各业的金融政策梳理、监管政策梳理,立此存照,给大家提供方便。但是我们也会结合每一年度金融业的重点、突出的一些事情做一些专题报告,而且还有那一年发表的一些我们认为对市场有一定影响,对我们的专题报告有所补充说明的专栏文章。

  我们是从2011年开始写的这个报告,历年我们的报告都有自己的主题,也有政策的汇总,从这几年报告的主题大家可以看到,中国金融业发展和它面临很多的挑战。在2011年的时候,主题报告是《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改革、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它所描述事情、梳理的政策都是前一年的。2010年正式大危机之后,全球各个监管当局都在审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危机,我们从危机当中应该吸收什么样的教训。因此以监管为主题,以监管政策的变化来梳理未来中国的政策走向。当时因为是第一本出这个报告,所以先用了一定的篇幅把30多年金融改革与发展在金融政策的角度,我们对起点是什么做了梳理,然后着重谈到了危机之后各国对宏观审慎政策的关注。

  2012年,我们的报告主题是《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主要金融风险》,尽管危机没有直接冲击到中国,但是在全球危机之下,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我们也面临着问题。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观察到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一个是房地产有泡沫积累的迹象,政府债务发展得太快了,这两个都是历来金融风险的隐患。所以我们着重对房地产和地方融资的债务问题进行了解析,也看到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增长方式的缺陷。

  到了2013年,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债务问题其实背后是一个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的问题。于是我们围绕《发展中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问题与对接》作为主题报告,希望国家能够尽快发展多层次的股权融资市场,才能够减少企业的债务积累,也才能够给政府以更好的资本市场融资手段。

  到了2014年,由于融资体制并不能够完全适应社会的需求,也由于2009年之后我们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的流动性很多。在中央银行要适度控制货币供应的时候,多余的一些资金总要找出处,于是影子银行在中国发展起来了,这一次金融危机中影子银行也是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怎么样来看待影子银行呢?影子银行是不是应该完全取消、人人喊打的事物呢?我们觉得影子银行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国家直接融资渠道不畅,金融制度还不够完善的一个畸形的发展,但是它有它的好处,如果它能够规范发展的话,它是直接融资的一部分。因而我们要肯定它的发展在直接融资中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的隐患,它的隐患就在于多种理财工具,无论是表内的还是表外的,法律关系是一样的,但是对它的金融属性认知的不同,不同的监管当局在监管,因而造成了理财市场的监管混乱。从今年各个监管当局,把治理资产管理市场的乱象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2015年,我们提到了“新常态下的中国货币政策”,危机过去了五年,各国的经济恢复的情况是不同的,因而各国的货币政策走向也出现了分歧。在2008年的时候,由于大家都面临着危机的冲击,在G20开会的时候,政策协调是容易的,但是五年之后,各个国家经济复苏的程度不一样,各监管当局,特别是中央银行所采取的措施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怎么样能够更好地相互协调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了各个国家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危机的不同阶段,在一个国家的不同阶段他们所表现得不同,而中国和各国又面临的情况不一样。2014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中国的央行把货币政策真正调整到中性,但是如果形成这样的认识,并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情。中国货币政策的变化,过去是以外汇占款来吞吐基础货币,但是随着外汇占款没有持续增加,甚至还有偶尔减少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通过什么样的政策工具来满足社会必要的流动性,怎么样能够很好地把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结合起来?中国的中央银行做了很多探索,我们在这个报告中做了分析。

  2016,也是互联网金融的整顿之年。2013年互联网风声水起,发展得非常快,不过三年多的时间就进入到了整顿的阶段,我们认为应该对这个问题做一个深刻的剖析,我们认为互联网金融或者是金融科技,当你从事金融业务的时候,不论你用什么样的工具都不会改变金融本质,改变的只是金融实施信息搜集、分析风险、定价时候的工具,而不改变由于你的支付和资产的时间到位,投资和把这个钱送出去以后,回报的到期,这一段时间当中的风险,和这一段时间风险的定价,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不会改变的。当你作为一个资金池要担负着对投资人债务的偿还责任是不会改变的。作为一个信用中介,需要把投资者和筹资者结合在一起了,要让筹资者向投资者充分地来展示他的信息,让投资者做出选择的责任,也是不会改变的。因而,我们说的互联网金融,当你从事金融业务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不建资金池不做信用中介的红线,这个应该在全社会获得共识。金融科技(我们后来又把互联网金融翻译成金融科技)从广义上来说,是用信息技术来处理传统的金融业务,或者是为金融业务提供更多的辅助性的服务,它也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所以,我们如果要是能够怎么样用很好的、最先进的信息科学技术,来提升传统金融业的服务效率,来围绕着它做更多的细分市场服务,这个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所以,我们围绕着高新科技在金融业的运用当中写了这个报告。未来的世界是信息化的时代,信息化时代金融是面临着最大的挑战,它既是信息技术最大、最深刻的运用者,所承担的风险也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2017年,我们把报告的主题定为《建立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服务供给侧改革》。这个报告从五个方面介绍了供给侧的改革。其它的我不想说了,最重要的我想讲一下,供给侧改革的债务重组。我们国家现在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要“三去、一降、一补”,我个人理解,我们的去杠杆是一个动词,而不是完全去掉杠杆,但是这个杠杆不是去到零。任何一个经济活动没有杠杆是不可能的,而我们现在关注到的中国经济的整体杠杆率在全球是中等的、可控的,但是中国的杠杆率的结构是不合适的,中国的居民杠杆率最低,政府的杠杆率尚可,而企业的杠杆率在全球是最高的,而企业是我们生产的主力,如果企业不能从沉重的债务中解脱出来,对于提高经济效率是没有好处的。因而,在严厉控制政府债务率上升的同时,努力进行金融的改革,让企业能够把杠杆率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我们的报告中提出了三个方面:

  第一,进行债务重组的时候,要鼓励各类资产管理公司参与企业的资产重组。

  1999年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做过资产的剥离,那个时候完全是政策性的不良资产剥离,成立了四家政策性的资产管理公司在做这件事情。而现在,我们应该用市场化的方式,有更多的市场化运作的资产管理公司来进行债务重组,特别是债权和股权的置换问题。过去简单地把贷款直接转换成股权,置换的效果并不好。而这一次,是应该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向社会募集资金,做股权投资,然后被重组的企业把得到的股权资金归还贷款,通过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式完成债转股。

  第二,推进企业的并购重组,优化企业结构。

  我们在这次报告当中,也收录了我们在去年做的一个报告,就是《规范杠杆收购,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的阶段,在供给侧改革的时候,更多应该做存量的结构调整,企业的存量结构其实就是收购、兼并,在收购、兼并的过程中,难免要用到各种金融工具,要有杠杆,但是杠杆要适度,规则要明确。

  第三,从整体经济上来说,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给大家更多的股权融资渠道。

  整个报告我们有一个顾问团队,除了国内的专家以外,还在哈佛大学有理查德·库伯教授,和哈尔·斯克德教授,这两位教授七年以来一直跟我们一起,他们给我们反馈了一些国外投资者和研究者所希望了解的中国情况。我们的这个报告在国内可能影响还不算太大,但是在哈佛有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人,还是在看这个报告的。

  希望这次在北京发布之后,能够让更多的国内、国外从业者和研究者们知道有这样一个工具。这次的报告也集合了30多位作者来写这个报告,对顾问团队和写作团队,我一并表示深深地感谢。

  最后是我们报告的宗旨与目标,就是立足中国,沟通世界。

  谢谢大家,欢迎批评指正。

  何海峰:非常感谢吴行长,吴行长高屋建瓴,简短地把我们的报告做了一个回顾。

  接下来有请哈佛大学保罗·M·瓦尔伯格经济学讲席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obert J. Barro发表演讲,有请!

  哈佛大学保罗·M·瓦尔伯格经济学讲席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obert J. Barro:

  我想来说一下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些经验教训,来预测、分析中国未来的增长。我要用一个实验的、验证性的模型,是20年前开始的,自那以来,有很多更新,最近一期是2015年的文章进行了更新,这是一个所谓融合的经济模型来分析经济增长。最近一次是使用了85个国家的数据,是五年期,是1960年开始,2014年结束,用了一个最广的范围国家使用了××表格的数据。 

  其中的一个实验结果是有条件的融合或趋同率,也就是说现在GDP的增长要降到多少才能保证财富率?现在的结果是每年2%—3%GDP的增长率。按照中国现在GDP的增长率,现在基于我们这样的模型,如果要达到长期的位置,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趋同率。 

  这儿有一些不同的变量,这些变量都是可以解释的,有一些是非常恒定的变量,有一些可能是会有一定的变化,一会儿我会仔细来解释。我来说一下整个的语境,特别是讲到中国的背景下。所谓的变量包括有不同的项,包括人均寿命、人口健康、生育率(这是跟人口增长率相关的)、教育获得(跟人力资本相关的)、体制质量衡量(这是在过去十年、二十年世界银行和其他地方特别强调的一点)、法治、贪污腐败的一些情况,还有投资和GDP的比、储蓄率,这些是和增长和资本的积累率有关的,另外还有市场的开放程度。我们一直都有很多的辩论,还有进出口和GDP的比率,用它来衡量程度的,贸易、民主和其他的指标,包括通胀。所以这些都是不同的变量,我就不仔细来说了,但是使用这些变量来看我们的经济是怎么来计算的。 

  最近增加了一些衡量的指标,是跟监管有关的,这也是2014年开始世界银行做的一些事情,也就是营商环境,世界银行开始发布这样的报告。包括开业以及我们要关停等等各方面的一些营商的难以程度,一共有十个指标。还有第十一个,是政府采购,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把第十一个包括进去。 

  我用这些图表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框架出来的结果,然后基于中国的历史和未来我们做出来的什么结果。 

  第一,有条件的趋同。 

  横的坐标是由实际人均GDP增长的指标,这是五年期,越往右边要增加五年。纵轴是五年期的经济增长率。这张图表非常重要的就是,有很多恒量,也包括了我刚才说的变量。这边给大家展示了一些经济增长和变量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这边也是展示了一些趋同的趋势,随着越变富,GDP增长是会下降的,可能就是降到了2%—3%,这是从1960年以来的数据显示出来的,这张图给大家展示了这样的趋势。 

  另外一张图是和之前的变量相关的,每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变量其中一个变量在变,其他的变量其实都是恒定的。 

  这边的横轴是人均寿命导数,其越低死亡率越高,对于经济增长是有一个负面的影响。生育率越高,人口率会越高,对于增长来说是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如果长期以来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包括中国也都是大幅度的下降,所以生育率放慢的话,实际上是推动经济增长的,至少是在我们这个框架当中是这样显示的。越低横轴越往右,国际的开放程度越高现在有很多的争论,实际上对于经济来说是有正面的影响。显示出贸易越自由越好,这个数据好像显示出来的结果并不是我想象得那么乐观或者是积极,但是整体来看是积极的。 

  下面我来说一下这个框架,如何适用于中国的经济,这是从60年代开始。这个也是每五年一段是1960年开始,一直到2014年,它显示出人均GDP增长每五年当中的数据,这个值选出来了,还有一些阈值,这是在右边看到的。这段时间它的趋势,基于这个趋势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 

  这个图表当中显示了我刚才所说的趋同趋势,中国越来越富,特别是以人均GDP来计算,特别是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如此,GDP人均值不断上升,也就意味着在这段时间内GDP的增长率也会逐渐下滑,尤其是在后面的数据量当中尤为重要。 

  所谓的趋同效应在中国的发生也是会有一些其他的效应抵消,尤其是在其他的一些变量计算当中显示出来。比如说人均寿命、出生率下降,特别是2000年以来出生率的下降。这些元素是会影响到经济的增长,特别是由于中国越来越富。这些都是一些抵消的作用。 

  另外一个,中国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大,特别是70年代末开始以来,一直到2005年、2010年,但是这个就停止了,到2010年就停止了,不再是一个正面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了。 

  储蓄率,在中国2010年是大幅度上升,但是现在放缓了,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了。 

  法制和物权、产权,在中国从70年末一直到2005年以来,一直都是增长、改善的,但是2001年又开始恶化。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到了一定阶段,又不再推动了。 

  世界银行开始发布营商难易程度的时候,2004年到2006年,一直到现在,2017年的报告的模式是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样本的第一部分,第三栏,这里是经过拟合之后的价值是多少。我们看到从1960年到1980年,估算出来的增长值是净值,因为我刚才讲的积极的发展抵消到了,尤其是1975年到1980年自由化的时期。我们看一下在中国这个时期实际的人均增长速度确实从系统上来讲要比模型估算出来的值更低,这是1960年到1980年的情况。 

  其中有一部分的情况,我的模型是遗漏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促成经济增长的因素,尤其是在这个阶段。比如说这些因素就包括不够开放,对市场是敌对的。这些变量是我的模型没有办法测算出来的。 

  还有一点,在这个时期当中,其中有一个小阶段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有很大的损害的,尤其是大跃进时代,1958年到1963年大跃进的几年,以及在此后的文化大革命时代,这些都是非常严重地损害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负面因素,这些都是在实体的宏观经济的一些灾难性的事件,就会导致负的经济增长,跟模型估算出来的在这个时期当中中国经济增长正好是一个相逆转的趋势。 

  我们再往下看,1980年到2000年,一直到2005年,我们看到在这一栏拟合值增长值不断上升,一直达到一个峰值,2000年到2005年估算出来的拟合值是7.2%,是看到了中国经济积极的扩张是不断加速,而且是各种各样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结果,是从2000年到2005年到有这样不断迅猛扩张的态势。 

  从1990年到1995年这个时间段择出来,2010年到2014年,我们看到在这四到五年的样本时期,实际人均增长率要比我的模型估算出来的模型更高,也就是说要更加趋同于世界的最高值,而且要高于模型估算出来的值。2010年到2014年这个阶段实际的增长率每年达到7.0%、7.2%,而模型估算出来的是5.5%、5.6%,这是人均的增长速度。所以中国的实际经济表现要快于、高于模型估算出来的结果。 

  再往后看,我们看一下未来的预测,看一下2015年到2020年这个时间段,这是根据我们观测到的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到2015年的数据,我们预测每年人均的增长速度是低于5%,这里估算出来人均增长速度是4.7%,我们也看到人口的增长在这个时期目前是每年0.5%的增长速度。因此,根据目前已经报告的这些经济发展速度,都是GDP增长速度,而不是人均增长速度。4.7%的人均增长速度相当于可以换算为GDP的增长速度是5.2%的增速。 

  再看一下2020年之后的未来时期,首先我还是要回过头来看一下2015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预测值是GDP增长每年5%。所以实际上来看,2016年GDP的增长速度 是6.7%,人均增速是6.2%,所以这差不多是要高于模型估算的数值。 

  再往后看,占主导的力量,尤其是在模型上主要就是融合的力量,所以有很多变量抵消掉了样本,要么就是这些变量下滑了,或者是持平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2015年到2020年之后,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中国变得越来越富有,跟世界越来越趋同,所以我们看到投资机会方面的投资回报是不断缩水了。 

  所以我们如果只是看一下2015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是很有可能的。中国有可能经济表现要优于模型估算值,比如说人均的增长速度可以达到4.7%的预测值,而2016年实际的表现是更好的。 

  我们看一下2017年到2020年,再择出来更小的时间段,可能没有模型做得更好,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有一些小的时间段实际的经济表现要优于模型。现在这种不可抵御的趋势和因素就是融合的趋势、趋同的趋势。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最终投资回报下降,还有世界的趋同是一个占主流的趋势,会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但是这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实现的,这是根据我们目前估算出来的模型波动变化的情况,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实现。 

  所以我觉得趋同的趋势是不可抵御、扭转的,尤其是在中国,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以来都是这样的趋势,但是确实人均增速能够达到4%、5%都是了不起的成绩,这样就能进一步推动人均GDP趋同的趋势,也就是中国人均GDP能够达到像美国这些发达国家的水平,越来越趋同,但是我觉得这种趋势不会永远继续下去。我们会看到经济增速会放缓,会逐步加深下去,这个趋势会长期持续下去,而且未来越往前走越是这样。 

  这就是我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未来预测的一些想法,是不是能够跟基本面的框架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和全球经济的基本面是不是符合在一起,我们是拭目以待。 

  谢谢。 

  何海峰:感谢Robert J. Barro教授的精彩演讲,Robert J. Barro教授构造了一个模型,选择了相关的变量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或者是增长率。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不管是理论界还是政策界,Robert J. Barro接受从较长时间的周期用海外的视角解释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我们注意到里面有一些变量解释得很好,当然也有一些政策变量,比如说开放营收环境。很有意思,最后你也指出了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可能会有一个向全世界平均水平回归的过程。 

  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Robert J. Barro教授精彩的演讲,谢谢您。 

  经济增长是有趣的话题,在中国我们从50年代就特别强调一句话,金融是经济的命脉,我们加快推进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开放。所以我们结合吴行长刚刚发布的《报告》,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也在转换它的轨道,也要为供给侧改革提供更多的服务。

  接下来我们进行重要的圆桌讨论,下面有请各位嘉宾。 

  圆桌讨论 

  主题:金融如何服务供给侧改革 

  嘉宾: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李波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朱进元 

  信达证券董事长张志刚 

  交通银行研究中心副总经理,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周昆平 

  何海峰:刚才Robert J. Barro讲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我们也提到了中国金融改革是要为经济服务的,服务实体,中国当前正在进行供给侧改革,这是结构转型,也是产业升级。 

  接下来我们圆桌讨论主要的主题就是围绕金融如何服务供给侧改革。 

  我们目前是有四位嘉宾,讨论的时间是45分钟,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规则,进行两轮,每人简单做一个主题演讲,最后再问一个问题,最后各位嘉宾再简短地用一、两句话把自己的观点总结一下。 

  首先有请李波司长,李波司长的身份很敏感,但是今天我们就放过他吧,不问他货币政策,也不问他MPV,也不问很多敏感的话题,我们围绕《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首先请你整体点评一下吴行长刚刚发布的《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7》,有请李司长。 

  李波:谢谢,《中国金融政策报告》发布七年以来,我感觉越做越好,而且影响越来越大,尤其到北京发布,我认为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扩大影响的举措。《中国金融政策报告》过去几年我一直在读,我的印象比较深的,有几个特点。 

  第一,它很全面,涵盖了金融业的每个方面,作为一个资料性的报告来讲,非常有参考价值。 

  第二,它很深入,不是一个政策汇编,实际上是对政策的一个解读,对不管是学术界还是金融业的从业人员,我相信这个报告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它每年对这个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讨论,这种分析和讨论不仅仅是对学术界和从业人员有参考价值,我相信对我们政策部门也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包括今年的热点话题,就是金融如何服务供给侧改革。一会儿我相信在台上的嘉宾也会展开对这个题目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谢谢。 

  何海峰:谢谢李波司长,李波司长是正面肯定,没有提出一条批评意见,实际上刚刚跟各位嘉宾在看报告的时候,我已经发现这个文章中有两个错误,回头你要多指出错误。接下来有请朱进元会长,大家知道中国保险业是中国金融未来发展的蓝海,空间无限,同时朱会长也是我们政策报告的顾问,我们这个报告刚才吴行长讲过了,基本覆盖了中国最重要的一些行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等。请朱会长您以顾问的身份,再次点评一下我们这个报告,当然可以批评。 

  朱进元:我很惭愧当这个顾问,在这样一个高大上的领域,实际上我什么也没有提供过有价值的意见。应该说我和李司长不同,他已经对前面六期有一个很全面的了解,我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个报告,而且今天刚刚看到,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刚才和吴行长交流的过程中,我也有很多新的信息获取。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惊喜的报告,因为从金融整个行业看,我们就特别缺一个全面的对于整个金融政策能够做客观、专业的政策介绍和梳理评价的报告,虽然我们各业都有一些自己的年鉴和研究报告,但是我们能够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审视无所遗漏地进行一次全面总结回顾,这是我觉得特别好的。 

  而这样的报告无论是对我们金融从业者也好,还是金融的研究者也好,还是宏观经济所有的经济战线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大百科全书,也是一个工具书。我想这样一个报告对于我们今后再回望我们的政策,再研究我们的政策出台之后可能带来的影响,具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特别是我刚才听了吴行长的介绍,七年聚焦七个焦点、七个议题,每一个议题都是当年度经济、金融发展的重大问题。从来没有离开过经济发展的中心,从来没有离开金融发展的中心,从来没有离开研究金融依托于金融规律研究金融政策,我觉得这是它的专业特色所在。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报告也只有我们第三方能做,任何一个协会或者是监管部门都无法做,我们没有资格去评价其他的行业,也不能去评价,我觉得第三方评价更客观、犀利、到位,真的是找到我们的政策不足,发现我们实践当中的漏洞,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更好地弥补这些不足,真的非常有意义和价值。 

  当然我觉得研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断完善,在这个过程中我虽然是第一次当顾问,第一次什么贡献也没有,但是我愿意今后在这个过程中继续参与,贡献我们从保险这个角度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谢谢何海峰。 

  何海峰:谢谢朱会长,实际上你已经做了贡献,向我们推荐了重要的协会研究力量和报告。当然我还是听到了您还是含蓄、委婉地提出了批评,过去六年我们在上海,可能吴行长刚才说了我们比较低调,没有高调地宣传,今年第七本报告我们才第一次正式做了这个报告,谢谢朱会长。 

  本来证券基金业协会的洪磊会长参加讨论,临时证监会有紧急的事项,我希望是利好的消息。 

  接下来有请信达证券张志刚董事长,大家知道刚才吴行长提到了,金融服务供给侧改革有一个具体的办法就是债务重组。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我们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信达是第一个在境外上市的证券公司,而且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做的债转股包括处置债务的问题已经展开,有关国家部委的领导下,信达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贡献。 

  首先请张总从总体上来看看我们资产管理公司和信达证券如何服务供给侧改革,有请张总。 

  张志刚:十分感谢,首先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这样一个高级别的会议。之前发布的研究报告中的主报告我也认真地拜读过,这当中有一节就是涉及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信达证券应该说是金融改革的产物,在过去的18年里,中国信达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和帮助银行帮企业脱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今天因为这个主题我们聚焦在相对小的范围,就是债转股。大家都知道,随着国务院确定供给侧改革,特别是“三去、一降、一补”这样一个政策推出,等于第二个债转股又冲出江湖。这次的债转股和90年代末期的那次债转股相比应该说有很大的变化。 

  可以先简单地回忆一下90年代的债转股。当时1999年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核心就是化解金融风险,同时支持国有企业脱困。当时由国家发改委确定了将近600家企业进行政策性债转股。 

  我把这次债转股叫做报表性重组,90年代我们国家财政和银行分家,原来由政府投资的项目是通过拨改贷的方式进行投资,就是拨款改贷款,这样的话一大批重点项目实际上是没有资本金的情况下牵涉起来的。因此投产之日基本上就是亏损之时,因为建设期的利息就把他拖住了。 

  90年代末期的债转股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把原来应该作为投资的,但是作为贷款的这部分资金重新又转成股权,这个债转股本身确实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最主要的是银行端把原来的不良贷款消减下来,而充实了企业的资本金。从1999年到2002年四年的时间,对600家企业平均负债率从75%降到了50%以下,而且转股之后,一半的企业从亏损转为盈利,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然债转股本身应该说作为一个金融工具的使用,在全球的实践当中并不是有很多的案例,最早实际上是在70、80年代,拉美的外债危机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些转股的实践。此后中国和当时的东欧在私有化的过程中采取了债转股的一些措施。 

  这次我们债转股聚焦什么?是聚焦去杠杆、聚焦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下降,还是聚焦供给侧改革?我想提一个观点,如果说上一轮的债转股主要是报表重组,我希望这次的债转股应该是一个价值重构的过程。所谓价值重构的过程,就是通过市场化和法制化这两个原则。市场化要由金融机构选择那些有市场发展前景这样的企业进行转股,这是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就是转股的过程中要对现有的资产进行剥离和市场化的估值,上一轮基本上是报表性的,一块钱兑一块钱,这次实际上要进行较大的重组。 

  信达证券作为这一轮第一家债转股企业,叫逾期股份,我们也是作为建行转股的财务顾问,参与了整个过程,陆陆续续还要参加其他一些资产管理公司和银行的债转股的业务。转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发现了还是有些问题的: 

  第一,企业的选择。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说,选择什么样的企业转股,受制于两个方面的影响。 

  1、前面说的,他是不是有市场?整个经营状况相对良好?只是由于负债率过高,把它拖住了。 

  2、我们还要考虑转股的债券到底是正常贷款还是不良贷款。 

  这两个影响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这样一个政策的推进深入程度。 

  从目前已经做的20多家企业,7000亿的债转股情况来看,应该说是一个债转股的变形,多数转股是名股实贷,签协议转的是股,但是通常约定的那些回购条款。也就意味着5年、7年企业或者是企业的股东、地方国资还要把这块股权买回去。 

  对于银行来说,做出这样的安排可能也有流动性的考虑,因为它不可能长期持有。另外在企业管理过程当中,银行能够介入的程度也不高。所以通常是名股实贷的。 

  另一方面来看,从企业端确实是解决了当前负债率过高的问题,7000亿的转股所对应的20多家大型企业平均负债率大概是76%。这是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统计,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些隐性的负债我们没有考虑那么多。 

  这样的话,跟上一轮转股来看,现在的情况应该说更为严峻一些,但是实际的效果能不能达到?我觉得还有待检验。 

  我想可能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转的过程中,企业的过剩产能是不是真的能够剥离和处置,我想首先在价值形态上做一些重估,如果能重估下来,对于企业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如果不能重估,还像第一次一样,恐怕转股的效果有待观察了。 

  第二,上一轮债转股过程当中,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并没有真正介入企业的经营管理,当时规定就是阶段性持股,虽然我们也参加董事会,但是重大事情基本还是地方国资说了算。这次转股当中,转成股权之后,银行的持股公司是不是真能发挥股东的作用,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一方面,银行对于整个产业界的研究和跟踪目前来看是不足的。 

  另一方面,银行也没有相应的企业管理人员能够真实地提供可以增值服务这方面的董事监事,这样的话对于股权的后续增值应该说还是很难起到提升的作用。 

  由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转股工作现在是停停走走,但是现在来看,不光是工农中建交这样的大行,连一些股份制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也还在推进工作。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在微观角度还有一些负的作用。我也想提醒在座的专家们能够关注,这个负面的作用主要是两个东西。 

  第一,由于有债转股的政策,大家有这样的预期,可能会产生一些债券发行人故意违约来逼迫你转股,这样的话对金融市场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大家如果仔细观察来看,近两年国有企业的债务违约率应该是直线上升。而且这个违约从长期负债到流动性短期负债,一年期负债的违约也在上升。 

  第二,银行选择转股当中,到底是选正常贷款转股,还是选不良贷款转股?这其实也涉及到相关的权衡和一些道德的风险。这两者解决不好的话,可能债转股政策的推行可能会大打折扣。 

  我就先说到这儿。 

  何海峰:谢谢张总!掌声说明一切。 

  其实我们的圆桌会议应该再申请时间,但是时间有限,抱歉,下次找个专门的机会请你详细讲讲。特别是您讲到了上一轮在修复负债表,到本轮的价值重构,市场化、法制化等,而且你也埋下了一个话题,只不过我们今天不能展开,要不然您和周总完全可以PK,你把话题抛给了银行业。非常感谢张总。 

  接下来,有请周昆平博士,今天周总不代表交行,只代表个人,他可以以银行业协会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的身份,也想请周总您先谈谈中国银行业去年超过了欧盟的银行业资产,成为世界最大的银行业,中国银行业怎么服务供给侧改革?有什么您的想法?有请。 

  周昆平:谢谢何主任。 

  刚才吴行长在报告中已经讲了,金融是经济的核心。所以,银行业服务供给侧改革,我想主要是服务于我们现代经济的结构性的改革。因此,银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应该围绕我们现在讲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同时,要盯着“三去、一补、一降”这么一个任务,来开展改革。 

  第一,提高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第二,真正发挥银行资源配置的功能。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想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如何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提高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这个方面银行必须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进行机构调整: 

  第一,要降低对于僵尸企业,特别是“两高一剩”这样一些行业信贷的消耗。把更多的资源投到新兴产业,符合国家战略的一些新兴产业。 

  第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为一些中小企业提供服务,解决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第三,更多提供好的产品,刚才张总也讲了,要债转股,这是一个方面,通过这个方面盘活存量,搞活增量。使得整个银行业的改革要跟整个的供给侧改革相一致。第二方面是银行业自身的改革,你要服务实体经济,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内部的体制机制是需要改革的。这里面就是要以客户为中心,刚才张总其实批评我们银行了,我们银行对行业的研究比较少。银行业我们要更多了解客户,就要对客户有所了解,特别是一些新兴行业,银行对它不太了解,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改进体制机制,更多了解客户,以客户为中心,提供服务。 

  还要改变一下我们的流程,我们的流程比较慢,现在互联网出来以后,尽管互联网要加强监管,但是一些做法可以提供,我们可以借鉴,比如说它的效率。这些方面对于我们内部体制机制改革,包括后台流程的改革、组织架构的改革,这些改革就是提高效率。 

  再一个方面,我们涉及到银行业改革就是防范风险。现在金融风险中央很重视,4月25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了,习总书记也做了重要讲话。所以银行业要把控制风险放在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 

  第一,现在的监管很厉害,主要是对银行的表外同业业务进行风险的控制,这个里面确实也有没有穿透、资金空转,这种现象是有的,所以说要控制风险。 

  第二,银行表外以外,表内的风险也得控制。刚才讲了中国的负债率比较高,要去杠杆,这也是我们银行重要的任务,在这个方面银行要监控,要进行很多改革,这里面要有一些方法,检测能力要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也要提高,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很多工作。 

  我们要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银行我们有更多的责任。 

  我简要谈这几个方面。 

  何海峰:谢谢周主任,已经带起了我们下一轮的话题。

  第二轮我们倒过来,先从周主任开始,您刚才提了银行业要提高服务能力,加强自身改革,特别提到了防风险,注意到了上市银行的年报已经出来了,看到营收和利润都在下降,而且银监会最近一段时间连续出台重要监管的政策文件,您怎么看待这些监管的文件?也包括刚才您提到了防范风险的事情。 

  周昆平:刚才何主任讲了,银行业的利润好像增长比较小了,应该讲银行业的利润跟我们整个宏观的大环境是有关的,因为中国经济从高增长,现在到中高增长的阶段,所以整个银行的利润也相应下来了。 

  一方面,息差在收窄,因为五次降息对银行,特别是去年,因为银行重定价以后,息差在收窄。 

  另一方面,经济下行以后,刚才讲的一些企业,或者是僵尸企业风险败露了,银行要花更多的资源和利润来核销这些不良资产。 

  所以,去年的利润出现下滑是有这个方面原因的,今后银行率也不会出现高增长,大概是个微利的发展态势。 

  刚才讲的监管,今年以来央行也好、监管部门也好都出台了很多,央行有MPA考核,这个对银行的表外业务是收缩比较厉害的,应该讲是受到了抑制。还有监管部门也出台了很多监管政策,包括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意见,包括银行防范风险的指导意见,包括“三套利”、“三违反”、“四不准”这样的规定,对银行来讲影响是比较大的,银行的表外业务收缩,同业业务也开始收缩,包括委外的业务也开始收缩。 

  从长远来讲,应该对银行稳健发展、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是有促进作用的,所以银行应该讲要自觉地服从,包括央行和银监会的指导,自觉地防范风险,对于整个防风险是有作用的,也促进了银行的转型。 

  我先简要谈这些。 

  何海峰:谢谢周总,周总刚才提到了广义信贷的问题,只不过今天我刚才说了,不能问李波司长这个问题,本来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整个扩大,目前是金融体系、金融结构中最重要的主要力量,但是我们的证券公司也在壮大,这是跟中国资本市场是分不开的。我们总说,中国的证券公司是老做通道业务还不是真正的投资银行,我想请张总谈一下,您也是资深的证券公司的领军人物,您也展望一下未来中国证券公司怎么能够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特别是核心竞争能力怎么来构建?有请。 

  张志刚:何海峰这个题目是比较严峻的,其实这是一个老题目了,因为中国的证券行业发展20多年,确实通道业务占了收入当中的大部分,因此大家觉得就是单纯地提供证券交易服务的行业。 

  应该说最近的四、五年间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确实经营范围比以前扩大了,服务领域比以前扩大了。 

  第二,市场产品供给量和产品序列类型比以前有很大的增加。 

  第三,整个行业的资本实力在提高,对于实体经济的服务度在加强,  

  但是刘主席曾经在交易所的大会上说过一句话,你们还只是证券公司,还不是真正的投资银行。实际上我们要讨论什么是真正的投资银行。投资银行主要还是看它扮演的角色,在整个经营体系当中,之所以要投资银行,又有投资,又有银行,这是连接点,投资主要是资本市场,银行是融资功能。这两者怎么结合?既往业绩说证券公司在这方面受到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做的工作实际上是不多的。 

  最近几年应该说在资产重组、并购、债务重组、跨境收购等方面还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像我们信达证券实际上最近一、两年帮助国有企业走出去,就做了一些比较有名的项目。 

  券商要转为投资银行还是需要一些条件。 

  第一,需要更清晰的法律环境,吴主任在这儿,涉及《证券法》的修改,可能很多同志不太了解,我们国内目前的《证券法》是一个很窄的概念,但是实际上经济生活当中,证券或者是类证券,或者是西方可以定义的证券,在我们这儿还没有定义为证券的内容已经很多了,我们说的交叉金融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证券的。 

  证券的范围确定,和证券当中的投行关系的确定是需要一套完整的法律去规范市场参与者各自的行为,如果没有这个规范的话,向投资银行转换实际上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首先你会触动法律。比如说咱们要讨论资管,现在证券公司资管业务当中的基本是什么?应该说法律上就没有说清楚,到底是像基金一样,基金是有《基金法》定义过的,信托有《信托法》定义过的,唯独券商的资产管理是没有明晰法律感到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二,券商在融资功能方面应该说以前是缺失的,这两年有所调整,可以发行公司债、次级债、短融券等,但是负债结构相对比较单一,因此要转向投资业务,实际上是很难的。应该说容易造成期限错配,这两年券商很大程度上做的业务,资管中绝大部分是通道业务,当然信达证券可能是个例外,我们从一开始就坚持主动管理为主,所以我们做的业务当中绝大部分是主动管理的,通道业务做得稍微少一点,因为我们觉得那是阶段性的特征。 

  第三,转向投资银行确实也需要资本市场能够有更多的开放度。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说证券市场是一个散户市场,但是如果从我们的交易量来看,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市场交易量的主体部分是机构,并不是个人。但是为什么还说它是散户市场?应该说很多机构的交易行为具有明显的散户特征,为什么这样?一个市场确实还有很多工具是缺乏的。比如说没有太多的风险对冲工具,主要是经验性的持有投资,有人说短线是炒作,长线是投资。我刚才说了,负债端都是短的,不可能做长线投资。所以即使我们坚持投资的理念,但是你也做不成长线投资。 

  所以在这些方面可能需要监管部门和业界一同努力,推进相关的改革。比如说我曾经给交易所提供建议,我说在推出个股的同时,我是建议推出分类指数,加强分类指数和分类指数期货的推出,这样的话便于市场上机构投资者进行风险管理。 

  因此,向投资银行转换,在需求端其实有很大的市场,比如说经济结构改革,刚才吴行长说的重组,不管是债务重组还是资产重组,大量需要投资银行。但是我们现在的过桥贷款和相关的融资行为应该说还受到很多约束。 

  所以在此情况下,我们也希望业界和监管部门在这方面能够达成共识,凡是属于有利于推动国家金融改革、推动实体经济的一些创新,还应该继续鼓励,因为创新是投行的基因,只有把创新的事情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可能才能够真正地向证券公司变成投资银行。 

  何海峰:谢谢张总,张总讲了中国证券公司如何变成真正的投资银行,当然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证券法》的问题。我稍微违反一下纪律,一会儿让吴行长简短地说一下《证券法》的修发,这是一个问题,张总提出来了,请吴行长一会儿做一下准备,简单说一下这个。 

  接下来我们有请朱会长,因为我们关注到对主要的行业里面只有保险业出了一个《“十三五”的金融发展规划》,我们整体的《金融发展规划》没有出来的时候,保险业出来了。保险行业是中国金融未来发展最有前景最广阔的行业,请您结合“十三五”规划,也结合保险服务供给侧改革展望一下未来。 

  朱进元:保险业这些年应该说越来越受到关注,保险业的功能在十七大期间,我记得在吴定富主席期间曾经提过三个功能,包括损失补偿、风险管理和资金融通。 

  这些年应该说随着整个经济发展和保险业的进步,保险业的功能在不断完善。特别是在信用征信这个方面,以及在社会管理方面也衍生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些功能我相信在服务我们国家供给侧改革的方面应该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们政策报告当中,供给侧改革分了四个方向。 

  第一,“三去、一降、一补”。 

  第二,服务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第三,经济平稳运行。 

  第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我从这四个方面来看,首先我想讲一下,保险业在服务农业方面应该是有天然的优势。大家都知道农业是一个非常弱势的产业,从1982年开始,我们国家的《中央一号》文件就聚焦农业发展,到现在一直是这样,16年的时间。 

  从2007年中国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到现在正好十年,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世贸组织的立项政策从无到有,应该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到目前我们的农业保险收入是达到了417亿人民币。在这个方面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农业保险在服务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在种植业方面,民以食为天。 

  从我们在工业领域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包括供给侧改革方面,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有两个,我不面面俱到。 

  第一,首台套保险,对于促进装备制造业向高端方向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这个险种我们推出的时间并不早,但是推出来之后得到了市场强烈的反响。 

  2015年我们举一个江苏省的例子,在341个品种拿到了我们首台套保险的政策,特别是徐工集团隧道挖掘机,因为这样保险政策的支持,在东南亚国家销量特别好,我们这样的保险提供产品质量和产品责任这两个方面的保险,并且是国家财政提供80%的补贴。 

  第二,科技保险,首先要科技创新,这个方面实际上这几年保险业围绕着这些领域也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推出了一些设备保险等等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北京、苏州这两个城市做得还是很有特色的,在2015年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为整个国家提供的保险是1345.6亿元,到2016年一下子就到了1.03万亿,可以说通过我们保险作用的发挥,对于推动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反哺工业转型升级,在这个方面的作用还是非常突出的。 

  围绕着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应该说保险也做出了很多贡献。互联网保险昨天大家有的同志参加了这个论坛,因为保险的介入,使消费者参与的程度是提高了18%,而商家降低了20%成本。 

  包括就业,保险业是金融行业就业吸收最多的一个行业,到今年一季度我们统计就业人数达到了810多万人。我们还在民生保障、社会管理和保险资金,我们保险资金很多是通过债权计划、股权基金、信托等方式投入到国家重大产业战略方向上,支持养老社区、棚户区改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过去因为少数一些公司的行为被媒体过度关注和大家过度放大,而没有看到保险业在这方面实质性地做出了一些重大贡献,这些方面恰恰反应了保险资金一些不可替代的优势。 

  我想在十三五期间,这些作用会更加地放大出来,我认为在十三五期间,农业保险、责任保险、健康保险、养老保险、巨灾保险这些都会有一个飞跃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在推出健康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养老保险的顺延政策,将会撬动保险业最后一个大蛋糕,就是养老保险市场的发展,将为国家整个养老体系的构建,为我们国家分忧解难,保险一定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保险的作用远远超出金融的作用,金融资金融通这个方面是我们一个派生功能,而我们在以上几个方面的作用是其他金融行业不具备的。过去我们做得不好,一方面保险业的基础不好,另一方面社会环境对保险业的接受度还不高,当然保险自身还在某些方面有欠缺的地方。但是这些成熟不能靠单方面、单领域进步就能解决的,靠我们共同努力,靠政府、社会、行业、监管所有人共同努力。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十三五期间以及今后保险业的作用既会回归保障,更会为我们国家的供给侧改革和健康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我们值得期待。 

  就说这么多。 

  何海峰:谢谢朱会长,朱会长代表了保险行业,十三五要回归保障,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做出更加重要的作用和贡献。 

  由于时间的关系,接下来就不再让吴行长插播《证券法》了,如果她说了肯定会很有意思。 

  最后一个发言的机会留给李波司长,刚才朱会长也提到了十三五保险业的发展,我们注意到根据公开的报道,我们看到中国的十三五金融在这个规划的主题就是建立现代金融体系,这和我们政策报告的主题也是一致的。 

  想请李司长您谈一谈中国金融服务供给侧改革围绕现代金融体系谈一谈,有请。 

  李波:谢谢,今天吴行长发布这个报告的主题是《金融服务供给侧改革》,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内容很丰富。从我个人的角度讲两个关于金融服务供给侧改革的观察吧。 

  第一,货币政策。 

  金融服务供给侧改革,货币政策是什么曲线?我们注意到从今年以来,我们实施了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而稳健、中性怎么解释?昨天陈雨露行长也解释了,就是不紧也不松。不紧怎么理解呢?货币政策支持经济的正常、合理的增长,要保持流动性的基本稳定,要维护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防治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不松我体会货币政策如果太松的话,可能僵尸企业、过剩产能就很难去掉了。 

  所以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的基调就是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从服务供给侧改革的角度,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体现了不紧也不松的原则。 

  第二,我体会的供给侧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要素市场进行市场化改革,更加市场化。要素市场包括资金、劳动力、土地等等。资金这一块就跟金融的关系很大了,所以金融服务供给侧改革,整个资金、金融的市场要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如果能体验这一点,我觉得这也是金融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怎么样实现市场在资金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呢?有很多很重要的方面。我体会有四个方面比较重要。 

  第一,扩大准入。 

  第二,放开价格。 

  第三,夯实基础。 

  第四,加强监管。 

  扩大准入。我们的金融服务还是供给不足的,尤其是在三、四线城市,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扩大准入。比如说在民营的准入、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建设等等方面,其实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 

  放开价格。资金的价格主要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利率,利率的市场化,我们在2015年10月份已经基本上放开了对利率的管制,汇率竞争机制更加市场化。我们允许金融机构在服务收费方面能够更加自由,放松管制,这样才能够在供给侧方面增加服务,让金融机构推出市场真正需要的各种服务。 

  夯实基础。因为大家可能担心扩大准入、放开价格之后,如果出了金融风险怎么办?怎么样防范金融风险呢?有几个方面比较重要。 

  1、实体经济要比较健康。金融是实体经济的反应,如果实体经济不健康,金融也难以健康。 

  2、微观主体要健康。金融机构、企业要健康,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金融机构的内控要到位,有健康的企业和金融机构,金融风险才能得到有效的防范。 

  3、监管体制要健康。 

  所以我说的夯实基础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微观的基础要健康,企业、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加强市场化的改革,加强公司治理和内控等等。 

  加强监管。昨天吴行长也讲到了,去年以来,各界对我们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也做了很多讨论,为我们下一步监管体制改革和加强监管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如果我们有这四条,扩大准入、放开价格、夯实基础、加强监管,我相信我们金融服务供给侧改革应该能够取得一些比较好的成绩。 

  谢谢。 

  何海峰:谢谢李波司长,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扩大准入、放开价格、夯实基础、加强监管。 

  本次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四位嘉宾。 


以下文字由速记稿改编,未经发言者与论坛主办方审核,转载或引用请谨慎!中国财富网不承担转载引用以下文字所引发的任何后果。

  主题:保险业的创新与发展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阳光互联网金融创新研究中心 

  主持人:赵岑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主任 

  赵岑: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我是来自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赵岑,很荣幸主持今天的会议。 

  接下来,我们进入主题论坛五:保险业的创新与发展。 

  此次论坛,得到了京东金融的大力支持,并得到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以及阳光互联网金融创新研究中心的学术支持。 

  放眼世界,我们观察到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全球保险业保费又创新高。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依然高于全球经济的增速。 

  聚焦中国,保险业连续多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态势,在社会保障、灾害救助,以及风险管理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但是面临的挑战更加值得我们关注。当前,全球利率虽有所上升,但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这将对全球保险业的盈利能力,包括偿付能力,构成一定的压力。这是我们看到全球保险业面临的共同挑战。 

  但值得欣慰的是,新技术驱动的保险产业创新,特别是我们经常谈到的insurtech(英)这样一个词,得到了全球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也得到了非常迅猛的发展。 

  由浅入深地正在改造着传统保险的业务链条,创新着我们保险的服务形式和产品形式。 

  当然,创新的同时也暴露着风险,需要更加强有力的监管。近期,我们看到保监会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强监管、补短板、治乱象、防风险成为当前保险监管的几个关键词。如何在有效的监管环境、框架之下,实现中国乃至全球保险业的创新与发展,是今天我们研讨的重点。 

  今天,我们特别高兴请到了保险业非常重量级的几位嘉宾,他们是: 

  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周延礼先生; 

  中国保监会国际部主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姜波先生。 

  上海保险交易所董事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于瑾先生; 

  新华保险董事长万峰先生; 

  澳大利亚安保集团副总裁兼安保寿险CEO Megan Beer女士; 

  友邦保险集团区域首席执行官蔡强。 

  第一位给我们带来演讲的是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周延礼先生,周主席同时也是学院的理事和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的名誉理事长。近几年学院的发展,得到了周主席大力的支持和关注,自去年11月保险中心成立以来,周主席就带领着我们的同事,联合业界多位专家,就中国养老金体系的制度选择与实践路径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出版了一本专刊。 

  今天,周主席将就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改革话题,进行更加深入地演讲,有请周主席。 

 

  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周延礼: 

  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非常高兴的来到清华大学,和同学们就国际金融问题、经济全球化问题,还有金融规划发展问题行交流。 

  大家知道,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各种新思路、新想法、新观点、新动力层出不穷,这为我们尝试着探索、实践,创造了巨大的空间。特别是我国党中央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为我们加强与国际经济合作创新、世界经济发展新路径,提出中国方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前不久,“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刚刚闭幕,预热仍然在外溢散发之中,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的经济,今年以来,一直按照党中央制定的决策部署,稳步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养老保险是应有之义,也是重中之重,解决就业问题是民生之本,解决养老问题是民生保障的关键环节。 

  下面,我就“深入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深化养老保险,特别是商业保险的顶层设计”,谈谈自己的一些观点,与大家进行一些交流。 

  第一方面,我想谈谈全面深入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时代背景。 

  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样一个新常态,在这个常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体量是非常巨大的,已经超过10万美元。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列举了几个数据,从1912-1916年这五年间的发展路径。在这么庞大的经济体量当中,养老保险支出怎么样,是我们要关心、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因为,养老也是民生保障网不可或缺的甚至关键的一个环节。 

  我们要做好养老保险的体系设计,首先我们要研究中国人口发展变化情况。大家知道,2016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我们到去年年底,超过60岁以上的人口总量是2.24亿多,这个数据警示,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老龄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要如何做好养老保险体系建设,这是重中之重。 

  因为,2.24亿人口,占总人口的接近16.7%。预计到2020年的时候,可能要占18%左右。如果要在这样一个增长速度下,没有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这是拖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深入地研究中国老龄化进程当中所面临的困难,这样也倒逼我们养老保险体系改革要加快步伐。 

  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现状是怎样的呢?我们也采取了国际一些通行的做法: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是商业养老保险,包括个人的储蓄。 

  面对这样一种格局,是否能够适应中国的养老体系建设需要?这是我们当前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想,因为昨天在闭门研讨会当中,我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第四支柱的观点,也就是,要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建设,而形成多层次对社会养老基金的贡献渠道和支持力度,甚至投入机制的建设问题。 

  这些问题的提出,对我们解决当前的养老问题,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 

  解决养老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我们现在要解决一个小的人口经济体的需求,是完全可以通过一个政策解决,但是解决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经济体的需求,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大家可想而知。 

  2013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连续下发了4个重要性文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老龄委、财政部,还有相关的部委,包括保监会,都参与了社会调整,这四年来应该也是搞了四次社会调查,对社会调查我们总的感觉,中国的养老体系建设面临的任务压力是相当巨大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应该不是简单的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还有全国城乡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些人口,总量现在已经超过4063万人。这个数据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因为我们还要解决扶贫攻坚的问题,还有2000多万贫困的失能、伤残,甚至衣着都不能有保障人群的问题需要解决。加起来之后,应该超过5000万人口。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解决养老体系建设、扶贫攻坚,这两重任务的叠加,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要求,我们要加快工作的步伐,来解决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对政策的财政负担、有效的应对,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下一步要紧密的结合当前一些制度的有利因素,探索研究新的发展路径,来解决我国的养老体系建设问题。 

  现在的养老体系建设问题,首先我们要考虑设计一个整体的发展战略。 

  我今天在这个研讨会上提出我自己的一个看法,这个整体设计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想: 

  第一,应该是高效率的。 

  第二,统一的。 

  第三,公平的。 

  第四,可持续的。 

  这样一个顶层设计的养老保险体系建设。 

  大家知道,我是出于保险业的角度来讲,站在商业养老保险的角度来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商业养老保险,应该说是在西方经济发达的国家当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担负着养老基金的管理,收缴支付。对提高效率,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但是,我们的商业养老保险,现在的深度、密度、资产总量都不足,不能够解决第一支柱基本养老的保障程度低、效率低的问题。 

  还有第二个问题,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应该已经出台了,但是没有落实,这些问题比较突出。我记得差不多十年前,在上海、天津都有这样一些试点,都有一些延伸型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探索。但是现在是只听到楼上楼梯声,没有见到政策真正走下来落地。怎么办呢?下一步要加快推进商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现在不能等了,再等就会拖累整个养老体制建设的步伐,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经济的发展也会增加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要发展生产力,解决民生的问题,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处理得好,那就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包括社会稳定的问题。我如果说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也好,是一个经济问题也罢,但是更主要的,我想要从政治的角度深刻理解把握这个问题。所以要加快推进商业养老制度建设,尽快能够把相关的政策经过一段时间试点之后尽快落地。 

  我们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战略,我想在政府实施强有力地延续政策落实之后,要开发多层次的保险产品和多种形式、多样化的保险产品来支持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的建设,特别是在第二支柱,我们职业年金落实到位之后,加快设计一些相关的商业性的保险产品,来提高养老保险产品的效率、公平,甚至解决第一支柱总量不足的问题。 

  另外我们还要加大保险资金运用同步,在一些养老社区的建设、养老设施的建设方面,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外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商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让商业养老保险成为未来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推动政策空间。 

  所以在这方面,保险业也有责任、有义务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 

  最后我预祝这次论坛能够取得圆满成功,也通过大家的研讨,对保险业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做出新的贡献,大家多提建议。 

  谢谢大家! 

  赵岑:谢谢周主席的精彩演讲,刚才周主席从中国现实情况出现,对于中国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战略问题进行了简单但是又非常深入地发言。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中国保监会国际部主任姜波先生就《保险业创新发展面向未来》这一主题进行主题演讲。有请! 

  中国保监会国际部主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姜波:

  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就《保险业的创新发展问题》交流一些看法。 

  大家知道保险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金融行业,保险的原始形态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古埃及,有出土的文物为证。同时保险业又是一个年轻的行业,因为它主要是应对风险的,风险在,保险业就在。所以随着风险的演化,保险的需求也不断变化,新型的保险产品不断涌现,互联网的普及、大数据、云计算的运用,都推动着保险这个古老而年轻的行业不断创新。 

  首先,创新是保险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 

  最近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是十三五时期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的关键驱动因素,也是实现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下全面发展的根本支撑和关键动力。 

  国家对保险的创新发展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在国务院《关于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当中明确提出鼓励保险产品的创新,切实增强保险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国家也出台了一些专门的配套政策,比如说像商业健康险的优惠政策出台,保险费率市场化的稳步推进,保险资金应用,制度改革的持续深化等,都打造了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 

  第二,创新是保险业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保险市场逐步走向成熟,近五年更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全国的保费收入从2011年的1.4万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3.1万亿元,年均增长16.8%,总资产从6万亿元增长到了15.1万亿元,年均增长20%。为社会提供风险保障,从2011年的478万亿元增加到了前三季的2276万亿元。赔付从3929亿元增长到了1.05万亿元。 

  在座的可能有来自保险业的同仁,大家可能非常清楚,实际上改革开放这几次保险业的大发展都和保险的自我创新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最早的营销员制度改革,是引入了营销员的制度,整个保险业的发展上了一个台阶。之后又有了银行保险。每一次大的发展都伴随着一定的波动和市场风险,但是总得来讲,在创新当中应对了风险,促进了行业的巨大发展。 

  在服务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更多行业进入者瞄准了保险产业链的各个部分,进一步细分保险市场,新兴产业特别是网络经济的大量涌现,带来了如网络安全风险等新的保险需求,新技术的引入和数据分析工具对保险产品、渠道、风险、授信和决策等各个环境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财富的管理智能化,以及个性化体验等等,移动支付和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都需要新的业态。这些目前在保险的产品设计、销售渠道、风险管控、理赔、反欺诈等方面,都在进行不断的创新。 

  一个例子,以前核保看片子,医疗健康险,有的保险公司已经用AI人工技术在看片子了,得出的初步结论和大的三甲医院放射科主任看的水平相差不多。所以,这些在保险业具体的应用当中已经有具体的体现。 

  新技术的应用将进一步促进行业精细化运作和持续发展,扩大承保范围,实现个性化的定价,优化核保理赔,提升反欺诈的绩效,提升一定效率,助力风险管控,等等。 

  第三,创新也提供了我们赶超国际同行的机会。 

  因为保险最早是一个舶来品,大家知道英国是非常发达的,英国的驻华大使每次到我们外交部门拜会以后,就来保监会拜访,也反应了英国非常重视保险,发展的水平是非常高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从技术的角度而言,目前国内保险机构和国际先进的机构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讲在某些领域我们还是有领先的。在互联网保险方面我国在国际上还处于前沿的水平。 

  总之,创新可以缩短与发达市场保险业的差距,甚至可以在部分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对此我们抱有充分的信心。 

  第二方面,我把近期保险创新实践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一讲创新大家更多想从技术、产品这个角度讲,其实一个最大的创新是制度的创新。因为保险业的本业是什么?从寿险来讲,是市场化解决养老、医疗问题高效率的手段。在这方面,以前各个层次(国家、业界、个人)的认识还不是非常充分,但是近年来大家都认识到,这种制度的创新对于国家的意义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对社会管理的创新,整个大家看到目前在健康领域,健康险国家的决心是非常大的,赋予商业保险更大的责任。下一步养老、医疗,三支柱的养老体制建立可能是势在必行的,制度的创新将会从根本上推动我们商业保险的发展。 

  大家知道全球前十位的保险大国人均保费基本上是3000-4000美元,我们中国目前大概在第二、第三位,我们人均的保费只有不到300美元。换句话说,只要你提高一倍,在制度方面养老、医疗方面有一个大的突破,整个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将会在全球上一个大的台阶。 

  今天我们很荣幸一会儿澳大利亚的Megan Beer女士还会讲澳大利亚的情况,其实制度的改变,整个对养老跟寿险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增长几乎是一个井喷式的,所以这块一会儿也会分享。 

  保险业像公共责任险、城乡大病医疗保险、住宅地震巨灾保险这些领域,包括小麦的保险、天气指数保险等等,很前沿一些概念已经成为一个保险业的常态了,许多公司都在应用。像天气指数保险等等,许多保险公司都应用得非常熟练了。还有像投保贷、助学贷款、信用保险等等。 

  保险创新支持地方经济建设。比如说像苏州的模式,因为保险的特点是长期股权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以创新型的股权投资基金模式支持地方的经济发展,以前像京沪高铁,下一步在国家的城镇化“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经济的协同发展等等方面,保险业也可以说有非常深入的实施机会和可能性的。同时在PPP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棚户区改造等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潜力。 

  实际上可以讲,真正的保险资金优势发挥还处在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下一步潜力是非常巨大的。与此同时,保险业的创新是帮助小微企业和科技企业成长,像政府、银行、保险模式,小额贷款保险可以真正为高成长性的一些小微企业提供便利的融资征信服务。最近有一个光伏的组建保证保险,对光伏电站的运营方面提供了有利的保障。日常生活,像退货运费,你在网上订了很小的一个单子,都可以有退货运费的保险。网络账号的安全保险、航班延误险,有的银行发的信用卡里附带的航班延误险,他们开玩笑还希望航班延误,一延误以后拿这个卡几个小时退多少钱,这都是一些细小的对生活的影响。最近像北京市,以前撞车,车停在二环中间的路上,说了半天也不甘,最近北京市保监局推出的事故理赔APP,非常简洁的一个模式,警察处理起来也方便,方便了日常的生活。 

  关于保险的监管问题我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始终围绕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寻求加强监管和保护市场创新活力之间进入到一个平衡点,就像中医一样,一加一减,发展和监管是一对永恒的共生体。保险监管也面临着传统与变革、取舍与扬弃的选择关系。在这里面我们一定要记住保险业是保险、保障,保险业坚定不移地把创新发展放在行业发展的重要地位,与此对保险业的保障功能是不能够忘却的,离开了保障,你搞了再多创新,就是离开了根本,因为创新的本身不是创造货币,把网上不能做的违法集资弄到网上都可以做的,保险业的创新不是这个目的,真的是为大家提供一个更低成本、更便捷、更好的保险服务。 

  加强监管,基本上还是公司治理、偿付能力和市场行为三支柱的框架体系,有量化和定性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制度好,关键要落到实处。 

  保险监管思维模式的改变,可能需要大家对一些新的事物有一定的容忍度和灵活性,有一个词叫监管沙箱,目前我们也在对这个进行研究,有些事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他试一试,但是不能偏离根本。 

  总之,未来的保险业应该讲在整个金融行业中,在解决国家的养老、医疗和人们生活具体问题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有一句话还是不会改变的,但是说保险可以使大家的生活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 

  赵岑:谢谢姜波主任的精彩演讲,用非常简短的讲话阐述了保险创新的内涵,包括保险创新实践的具体方向,以及在监管方面需要坚守的重要问题。 

  我们在研究互联网包括互联网改造传统行业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规律,在互联网等新技术改造传统行业的过程中,往往遵循了从表现层到中间层,最后到基础设施层的转变过渡。对于电商行业,包括Fintech,包括今天重点探讨的保险科技这样一些领域,都遵循了这样一种变革的规律。 

  对于保险行业来讲,它的基础设施层面的变化究竟有哪些呢?今天我们特别高兴邀请到上海保险交易所董事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于瑾先生,就上海保险交易所的实践发展,特别是在打造保险业基础设施方面所做的一些尝试和努力,有请曾董事长。 

  上海保险交易所董事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于瑾: 

  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下面我就结合本次论坛的主题,大主题是开放金融规范发展,还有保险主题是创新,我谈谈关于打造保险行业基础设施的两个看法。 

  第一,保险基础设施是提升市场与监管效率的重要手段。 

  首先,保险市场是高度复杂的市场。我刚接触保险工作的时候,很难理解为什么保险业需要有精算师。这张图片画得不一定准确,大概的意思是说保险是从保险、保障起源的。它加了金融属性以后,中间这一列加了金融属性以后,就衍生、派生出一些新的保险的品种。保险保障产品本轮非常个性化,再加上销售渠道也非常个性化,营销员、营销代理、店销、网销,复杂多样的销售手段,再加上现在的投资也变得多样化了。所以说现在的保险市场是高度复杂的市场,尤其形成投资以后,投资端和负债端两端都非常复杂,这就对监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很容易产生资产负债错配的风险,平衡资产和负债的技术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这么高度复杂的市场,就需要有效的企业内控、外部监管和公共基础的设施。企业内控是一个基础,外部监管非常重要,基础设施的作用可以减少和部分消除保险市场的复杂程度。当然了它究竟能够起多大的作用,不好说,很难评估,但是它的作用是可以衡量的。 

  以中保信为例,这是我们保险业的基础设施之一,它是全国35个省份的车险数据统一以后,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车险市场的数据库,标准化程度和数据为支持行业的车险市场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跟其他金融机构相比,保险基础设施是严重滞后的,是需要补短板的,以上可以比较银行业、证监业,你可以看得清。相对而言银行业是标准化最高的一个产业,存款、贷款其实是非常标准化的。 

  它相对比较复杂,有大量的交易所,给相对的基础设施提供支持,相对而言,保险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起步比较晚,作用还需要逐步进行培养和加强。 

  上海保交所是去年6月12日挂的牌,上海保交所建立以后,它是与风险交易为核心的基础服务平台,上海保交所致力于推进、引领市场的标准化建设,当然了保险本身是非标准化程度很高的行业,要从这里提炼出标准化的东西,提交到保交所的交易,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通过保交所与传统保险市场的区别,就在于保交所是一个场内交易的市场,跟传统相比有场外交易到场内交易,同时是一个标准化的市场,是集中交易、信息披露等公开、透明的手段,这种方法在全球也处在一个创新、引领的阶段,在全球属于新事物,所以还需要很多创新。 

  为什么提供标准化的市场交易呢?有利于公共性、普惠性保险产品的推广。我们发现养老、健康其实是非常普惠,也是非常需要的这么一个产品,但是因为它的标准化程度很低,推广难度也非常大,当然还有其他政策、技术等方面的问题。上海保交所我们希望在今年能推出首款场内交易的普惠性保险产品,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和创新。 

  第二,运用科技来打造行业基础设施。 

  首先,我们认识到其实科技属性是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属性,你会发现所有的基础设施都非常重视金融科技的应用,非保险的基础设施你会看到高铁、飞机很多奇葩的基础设施都是有了科技的应用,能不能说金融科技属性就是保险、金融基础设施自身的自然属性呢?理论上还不好这么说,但是我们从结果上,它们是有高度的相关性。 

  你可以看到因为通过金融科技提高了交易的效率,现在从毫秒级引入到微秒级大幅度的提升。交易技术有人工智能、程序化交易趋势,交易数据现在交易的存储、计算能力也是大幅度提升。 

  所以可以看到,金融科技在金融基础设施上的应用,应该是具有广阔的前景。我们可以看到200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了新一代交易系统,使得交易效率大幅度提升。2015年10月,纳斯达克推出了具有区块链技术的股权市场。2017年5月,花旗与纳斯达克联合推出了区块链支付系统等等,可以看得出新技术在金融设施方面的应用。 

  技术给保险基础设施应该说也带来了很大的空间和应用,特别是大数据时代,其实保险业是高度依赖数据的行业,保险业之所以发展比较慢,这也是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对数据的掌握。大数据的应用会给保险带来非常大的机遇,包括保险行业、传统行业高度依赖人力这么一个行业,700万的营销员,产能还非常低下,都非常需要技术的应用。 

  上海保交所现在非常重视,接近50%的人是有科技背景的,将来这个比例还会得到更大的提高。目前我们可能在数字保单方面以及在大数据的平台应用起步,一开始就走上了云计算、分布式服务法、安全交易互联网特征的大数据搭建。 

  我们现在还在搭建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还有区块链实际业务场景的应用。今年3月份上海保交所成功通过了区块链数据交易技术的验证,争取今年用区块链技术实现首个业务场景的应用,有可能是在数据交易、在保账单以及保险和数字保单这几个领域的应用区块链技术。 

  谢谢大家。 

  赵岑:谢谢曾于瑾董事长!我们也特别期待上海保交所能够以技术驱动,打造成全球领先的保险基础设施平台。其实我自己也去调研过,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上海保交所的发展。 

  “保险信保”是近期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句话,呼吁保险行业要回归保险保障的本质功能,不能本末倒置。寿险业提供长期的风险保障,其第一要务就是保障。寿险创新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律呢? 

  接下来,有请新华保险董事长万峰先生,为我们带来题为《我国寿险业创新与发展》的主题演讲。 

 

  新华保险董事长万峰:

  约我们的时候说让我们讲20分钟,结果刚才又突然通知说你不能超过12分钟,所以我只能讲一些基本的观点,废话就少说。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我国寿险业的创新与发展》。 

  创新这个主题是个永恒的主题,我从事保险业35年,我记得保监会成立那天开始,甚至老人保的时候就讲保险业创新、创新。这35年我的经历是,我们一会儿创新鼓励保险公司大力的发展产品,一会儿又密集的各方面保险监管政策的出台。所以,我今天本来想讲的是我国寿险业创新与发展的反思,结果我们回头来看看我们这么多年创新与发展,有哪些值得我们反思的。 

  我这里想讲三个问题: 

  我们的寿险创新必须坚持保险的本源。 

  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想的,保险的本质是什么?这么多年我们保险业的发展,我觉得没有搞清楚,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你所有的创新如果脱离你的本质,我觉得那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保险的本源呢?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明确,保险公司,特别是寿险公司,我们是干啥的?所以我在这里提出,我们寿险是为客户提供生老病死残风险保障的,我们不是为客户提供“投资首选”的。为什么这个加引号?这是去年、今年,我们的核心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去年有一次、今年有一次都提到这个问题,说他们通过调查,说保险已经成为老百姓投资的首选,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哭笑不得。保险是干啥的?保险不是搞投资的,保险是提供保障的。第二,保险是为企业和个人提供风险管理计划的,而不是提供理财计划和财务管理计划的。 

  这么多年,我们营销员要不叫理财规划师,要不叫财务管理师,我觉得这些都脱离了保险本源。所以,在上次一个论坛上我提出来,我们的营销员应该是个人,或者是企业的风险管理师。 

  这几年,我们寿险业务的发展,我是觉得由于偏离了保险的本源,所以我们从整个社会、政府,包括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寿险认识,我觉得就是盲人摸象。有人说你也太狂了吧!这么多年发展这么好,你说盲人摸象?因为我认为,我们真正的寿险并没有去做,我们这几年做的虽然很大了,但不是真正的寿险。真正的寿险我们还没有经历过,所以我现在遇到很多人谈保险这的那的,我说你真正不了解真正的寿险是什么。 

  真正的寿险,全世界你去看,后面我会讲到,我们的寿险和国际上是有区别、是不一样的。我们看这个图,我这儿有依据的,这个图是保监会去年做的一个报告,我把它整理了出来。我们就看看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和地区,看看人家做的是什么。香港地区,如果把寿险分类的话,普通寿险、年金寿险、健康分红、万能投联,你去看看香港、日本、美国、英国这些发达的地方,看看人家做的是什么,再看看我们做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往往有些人就说,我的这个东西可以放到网上,我说你们真正了解的现在只是承保和管理,真正的寿险主流业务、内部管理的业务是理赔,我们怎么为客户提供理赔方便快捷的服务,而不是资金管理,而不是到期通过银行划笔账打钱就完了,而是大量的理赔。我觉得,这将来对我们是个巨大的考验,这才是我们整个寿险管理的一个基本核心业务。所以,在这里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说了。这个表主要是反映保险本源的,看看人家干什么再看看我们干什么。 

  第二个,我觉得我们的寿险创新必须要遵循本身的发展规律。 

  我们的寿险发展,全世界每一个公司,包括AIA蔡总,原来AIG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才成为世界上最大。我们呢,过去提出创新的理论,说跨越式、跳跃式,梦想在十年的时间突破,而且我们也确实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但是现在看,我们能持续吗?结果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能持续。 

  另外一个,寿险是提供长期风险保障的,它是靠着积累、长期、稳定的客户,才能够平衡风险,这是它最基本的原理。这些平衡的原理,我们现在的发展都是做不到的。 

  大家知道,5月16日保监会报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监管通知,就是说对我们的保险产品做了一些限定,这个监管文件,以我的经验看,它对整个行业的影响,不亚于1999年6月10日定价利率一律变为2.5%。曾局长那时候在监管部门应该知道这个文件的影响,在整个行业那是一夜之间产品都没了,大家都要重新设计。现在这个新的规定,对我们的影响,只是说保障性产品还可以,其它的,明年都会受到重创。 

  另一个我想说的,我们的寿险业务发展规律是先发展保障,后提供理财。从欧美市场、日本市场,整个发达市场都是经过了这个顺序的。而不是像我们过去突出理财、弱化保障。 

  另外一点,寿险的发展要求的是资产与负债的匹配,这是最基本的规律,而不是我们前一段提出的“资产驱动负债”,我们把这个当作一个重大的创新提出来,现在怎么看?我们为这个创新,现在要付出代价。因为按照一般的寿险规律来讲,应该是先有负债管理,后有资产管理。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唯独我们想要改变这个规律,我觉得是非常难的,而且经过我们的尝试怎么样?还得回过头来去承认、去认可,这是最基本的规律。 

  资产驱动负债,其实大家分析一下,从本质上讲,这就是为了满足资金的需要而去配置负债,比如,我先去找一个100亿投资的项目,跟人签了8%的回报,然后我去设计一个产品5%的回报,拿到银行去卖。这叫保险吗?我认为这不叫保险,这完全是为了你的资金去集聚资金。所以,在这些产品上我们为什么突出了理财弱化了保障?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最后一个,寿险的发展,寿险的创新必须明确整个寿险业发展方向是什么,寿险创新的发展方向我认为是为社会大众提供保险保障,而不是为保险公司提供快速吸收资金的平台。这个也不是我的创造,保监会的领导讲话也是这样讲的。 

  我想说一个问题,在全世界反应寿险的指标三个最关键的。 

  第一,保费收入。 

  第二,保单件数。 

  第三,保额。 

  这三个指标反应不同的是,保费收入反应的是保险公司的销售收入,保单件数反应的是保险的覆盖面,保险金额反应的是保障的程度。后两个指标才反应保险的社会功能,你有多大的覆盖面,提供多少保障。但是现在无论什么样的创新,围绕一个就是怎么样快速增加保险公司的收入,怎么提高保费的增长和收入。无论从监管部门和社会到政府,所有的人我就不明白一个事,你们为什么都去关注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而不去关注保险公司给社会提供的覆盖面有多大,保障程度增长多少呢? 

  我们看看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跟国际上比什么样的状况?这个也是根据保监会相关的资料研究报告整理出来的,你看看在美国,一个是人均有效保单,一个是单均保额,一个是人均寿险保额。美国现在人均保单是0.7,日本是1.57,韩国是1.65,台湾地区2.4,我们中国只有0.09,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有9%的人有寿险保单。 

  我们再看保额,美国是50万,日本39万,韩国18万,台湾地区13万,我们只有3.9万,不到4万。大家想想,4万块钱可能都不够我们一年的人均工资。 

  再看人均寿险保额,我们就更少了。美国44万,日本61万,韩国29万,台湾地区3万,我们只有5050元,每张保单的平均寿险保额才达到5000块钱,提供什么保障? 

  所以我就说我们的保险保障首先要明确我们的发展方向,我们的方向在哪儿?我这张图做了一个金融领域对个人的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去比较,保险能够提供的是生老病死残的保障,银行能够提供的是生和老,证券也提供的是生和老。在这里我们画的圆圈是交叉的,就是都可以做的。在这三个行业里,我们只有养老是有绝对优势的领域,而且病、死、残是我们独有的领域。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后的保险业创新的方向也好,改革发展的方向也好,应该都是生老病死残,这才是我们的主流业务和本质业务。 

  最后我想说的就是创新是必要的,坚持保险的本源是必须的,寿险业的创新要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以公司的需求为导向。我国寿险业创新发展的方向在于养老、健康、医疗和普通寿险,这些业务领域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也是一个未开发的市场,等待着我们去创新和发展。 

  谢谢。 

  赵岑:非常精彩,一提起万峰董事长,业内的人都说他是在中国保险领域非常有激情的一位保险老将,今天果然也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演讲。 

  我记得刚才姜波主任提到,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澳大利亚安保集团的副总裁,安保寿险的CEO Megan Beer女士,她有一个非常好听的中文名字,叫毕蓝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毕蓝亭女士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有请! 

 

  澳大利亚安保集团副总裁兼安保寿险CEO Megan Beer:

  非常感谢教授,尊敬的清华大学五道口学院的各位教授、周主席、姜主任,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荣幸能在这里跟大家探讨寿险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是我过去25年来从业的行业。 

  今天上午我也是听到大家都在讲寿险,究竟它的意图是什么? 

  首先,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澳大利亚的寿险行业。 

  在澳洲寿险行业就是要提供长期的合约,能够确保这个合约只要是客户愿意支付保费就可以续保的,而我们的覆盖面就包括生病、残疾、受伤、老死。 

  我们公司确实是1849年成立的,所以是澳大利亚最有历史的一个寿险公司之一。现在我们公司已经是成为澳洲规模最大的寿险公司之一,而且我们是从属于一个资产管理集团之下上市的公司。 

  我们的业务重点一直以来都是围绕着如何使得我们的寿险产品覆盖到越来越多的人,人越多越好,而且我们是通过非常广大的在澳洲和新西兰的财务顾问销售我们的产品,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做法,在澳大利亚市场是这样的。 

  我们有一个强制的退休养老计划,也就是企业年金计划,就像刚才大家讲的第二支柱,也就是说在澳洲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强制的养老账户,80%的澳大利亚他们拥有这种账户的人,养老账户里面已经是有商业保险产品包含在里面,每个月他们的工资里面都会预扣相关的商业保险的保费,把它缴到账户里面。 

  有了这样的一个商业保险的覆盖,是他们之前没有办法承担的,自己买不起的,就像姜主任刚才讲的一样,这样就促成了我们这个寿险行业呈现了几何级数发展。另外这也是澳洲寿险行业独特的特点。 

  下面我想讲一下目前澳洲的寿险行业正在进行的一些发展和创新。 

  现在有几个趋势在推动澳大利亚的寿险创新。 

  首先,客户在发生变化。就像在论坛上,大家都在讲客户的需求和行为都快速变化着,客户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多,而且客户需要越来越先进的产品,而且很多客户尤其是年轻一代人他们都是在崛起,所以从时间的角度来说,我们卖的寿险产品通常都是长期合同、长期保单。所以我们不仅是要关注这些产品财务的表现、回报,还要关注客户的满意度。 

  第二,科技。科技不仅是彻底改变客户体验,而且改变了客户跟寿险公司打交道的方式,而且是改变了客户对于我们提供的信息和数据的预期,有了科技我们可以分析数据,来不断改进我们核保的业务和流程,改进我们的业务流程。 

  第三,监管。在过去这几年,澳大利亚的市场现在是在进行深层次的监管审核,在寿险市场上我们要重新审视产品销售的方式,尤其是通过中介、代理人和财务顾问的方式。而且我们如何设计和生产产品?尤其是在理赔的过程中,针对长期的保单持有者,是很多年前卖出去的产品,怎么样去理赔? 

  第四,未来市场发展以及行业的整合。我们看到很多寿险公司在改变他们所有制结构还有很多外资的保险公司进入到澳洲的市场,推动了行业的整合。所以我们不仅要看整个企业的业绩如何,还要看未来企业是怎么发展的,所以现在整个行业、市场都在经历着转变和整合。 

  下面我讲一下如何去实施我们寿险的战略和策略。我们现在正在行业中进行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 

  首先,我们实施创新的过程中,要改革理赔的流程。我们要搞清楚寿险是干什么的,认可在客户的生命当中,我们不仅仅做的是一个金融的交易,不仅仅是付钱、理赔,是以人为本地设计产品。 

  我们以前采用流程化的方式做理赔,现在转变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护理式的体验。所以要重新思考、定位、设计,把客户放在中心,一旦客户的生命中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如何去帮助他,如何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护理,所以我们彻底改变了理赔的方式,现在理赔流程是更加个性化,减少了复杂度,而且减少了用冗长、繁复的理赔单据做理赔,而是通过打电话直接面对面由专家给客户提供帮助。比如说我们会有理赔人员去跟病人的医生和护士帮助他们编制身体健康恢复的计划,帮助他们计划回到工作岗位或者是回到家里,包括我们会跟医疗专业人员、理疗、今晨护理人员,让他们参与进来,彻底改变客户体验。 

  所以我们不光是管理一个流程,我们是采用管理客户行为和客户预期的方式,为他们提供有同理心的体验。同时提供社区服务、支持性服务,而且能够帮助我们的客户跟这些医护专业人员互动。我们每年都会花数十万小时的培训时间去培训我们的案件处理人员。 

  安保集团认为好的工作首先是从恢复开始的,医疗证据显示,我们要帮助这些人恢复身体健康,要能够有意义地生存体验,而且跟人打交道,帮助他们提升他们生存和生活、工作的技能,而且帮助这些人恢复工作日常的作息和工作作息,这样他们就能恢复更快。而且研究还显示,如果一个人离岗的时间更长,有可能他们会在未来更长的时间离开工作岗位,没有办法回去工作。我们现在这种以人为本的理赔方法已经是在去年获得了澳大利亚寿险的金奖和其他相关的奖项。 

  第二,产品设计方面的创新。 

  去年我们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寿险设计和销售的方式,传统的保障收入和重大疾病的寿险产品通常都不会考虑对人生命的影响,我们这些新产品是会考虑到一个疾病对客户生活生命的影响,尤其是会产生什么样的费用。比如说他们不工作的时候,会有哪些自费的费用,这必须要结合医保和社保体系考虑。 

  而且我们是听到了客户一些反馈,我们的产品太多复杂了,所以对于我们保险公司来说,我们必须要更好地管理客户理赔流程,而且是帮助他们尽快恢复健康。 

  我们不仅仅销售的是产品,而给客户一个选择,能够覆盖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且使得这些产品在经济上更可以承受。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跟客户更有意义的方式跟他们打交道,不仅仅是卖产品,我们还为客户提供了各种各样辅助的服务,哪怕是他们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帮助他们在家里能够为他们送餐和康复。 

  在澳大利亚我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寿险市场,但是我们还是意识到了很多澳大利亚的国民他们还是保险不足,所以我们想让我们的产品在经济上更可承受,能够买得起这些产品。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分析哪些产品他们是真的需要的,能够覆盖他们需求的。 

  这也是体现出一个全球的趋势,就是从产品转向服务的趋势。我们采用了全新的产品设计和客户体验、服务的方式,这是我们的创新之处。我们从一个单纯的卖产品的公司变成了一个交付体验的公司,而且为整个客户生命每个阶段提供服务。 

  我们不仅仅是卖完产品就走了,现在我们还在初级阶段,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客户给了我们一些非常好的针对新方法的反馈意见。我们的方法是更加深入、更加有意义,而且我们看到有更好的机会跟客户一起在未来进一步互动,不断改进我们的产品,提升我们的业务。 

  谢谢大家。 

  赵岑:谢谢Megan Beer带来的精彩演讲。 

  接下来给我们带来演讲的是友邦保险集团区域首席执行官蔡强先生,蔡强先生将以健康险为切入点,阐述保险业创新的具体模式,有请蔡总。 


  友邦保险集团区域首席执行官蔡强:

  各位嘉宾大家中午好,我正好站在你们和中餐的中间,所以我会继续挤压时间,十分钟之内给大家讲完。我们知道去年10月份的时候,国务院推出了《健康中国2030的战略计划》,这也是整个中国健康行业或者是大健康行业的巨大商机,据估计可能是几万亿甚至是几十万亿的潜力。 

  但是在这个商机当中,我们作为友邦怎么样看机会和对我们的定位呢?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健康在整个亚洲的情况。我们能看见整个亚洲随着经济的提升,尤其是中国,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后,慢性病或者叫富贵病的趋势与日俱增,而慢性病的死亡率也是不断提高了。据估计,到2030年的时候,慢性病的经济成本将达到47万亿美金,占了整个GDP的将近40%。 

  我们看看中国慢性病人群差不多有3亿人,四大慢性病癌症、心脏病、呼吸道疾病、糖尿病,这种增长的趋势越来越高。而四大慢性病的起因其实就是一句话,这里面讲了四个起因,其实就是一个,就是生活方式,基本上来说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会直接导致慢性病的发生,而中国的慢性病发生的死亡率在全球达到60%,占中国死亡人数的87%。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复兴将背上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所以我们调查最近广州的专家就有讲到,慢性病发生的几大原因:父母遗传(这个是改变不了的,或者目前改变不了)、社会环境、生活质量环境、医疗条件。但是最重要的一点,60%慢性病发生的原因是生活方式的原因。 

  从这个大健康的产业链来讲,绝大部分的企业觉得商机都是集中在中段,叫做疾病管理,不叫健康,是疾病管理,许多企业投资在医院、医疗设备、药物公司,包括保险公司,也都是在这个产业链的中端,保险公司在产业链的后端,也就是说当疾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一个保障、赔付,来帮病人治疗。 

  但是真正需要改变的,中国在大健康上面需要更多投资的,更多专注的,反而不是,反而应该是在生活方式上的改变,这也是中国传统中医讲的最重要的一点,叫做治未病,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就开始医治,也就是预防。在预防的方面,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发现,有五个生活方式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第一,睡眠。整个亚洲现在变成了一个无眠的亚洲,睡眠的时间越来越少。 

  第二,运动。 

  第三,健康饮食。 

  第四,积极心态。 

  第五,工作压力。 

  这五个方面是影响到我们疾病预防主要关键的因素。 

  所以基于这个研究,我们在今年3月份推出一个新的业务模式,或者是一个共享平台,我们叫做友邦“健康友行”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基于哈佛商学院提出来的共享经济,或者是共享价值的商业模式。 

  什么样的共享呢?就是保险+健康这么一个平台,我们要进行共享。传统的保险公司是提供风险的保障,而在健康管理方面,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平台,越健康的人群对保险公司来讲将会提供更多的价值。当保险公司得到更多价值之后,愿意回馈给客户鼓励他更加积极正面的生活方式,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所以保险+健康的经营模式就是我们目前大健康的共赢模式。 

  第一,激励健康习惯。其实我们发现,每一个人都意识到我需要有健康的生活习惯,但是没有一个定期的激励计划,我们这个平台创出来以后,每一天积累多少步,我们就会给你有一个现金奖励,每一天如果形成一个礼拜有八个小时睡眠,我们就给你现金奖励,如果你有一个更高的健康意识,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平台,对你自己的身体健康体检以及健康的问答如果能做到的话,我们有一个激励机制。其实这个激励机制对于改变人的行为我们发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有一个激励机制以后,客户就愿意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同时更加加强了我们跟客户的附加值和粘稠度。对企业来讲,我们降低赔付,加强客户的联系;对社会来讲,提高健康,降低医疗支出;对客户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不看病、不理赔是最好的方向。 

  当我们推出了这个“健康友行”的平台之后,客户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了解自己健康的情况,看见自己健康的改善,并且有行动,同时也能够分享这些现金的激励和回馈,同时也可以有朋友圈或者是家庭网站,大家一起动起来的一个平台。 

  这个是我们刚刚推出的一个手机的APP,每天可以走一走,每天歇一歇,抽空想一想。当这个平台建立起来以后,我们发现确实对整个客户体验、客户满意度、客户忠诚度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最后我呼吁让我们的从业者更加专注在整个商业模式的良性循环,真正为中国健康能够贡献。 

  谢谢大家。 

  赵岑:谢谢蔡强先生的精彩发言。今天六位发言嘉宾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演讲内容,我们也希望他们的演讲内容能够成为推动保险业创新与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意见和建议,谢谢今天所有到来的听众嘉宾。 

  今天下午两点钟准时开始,将会举办“大资管时代的创新与监管”以及“私募股权基金发展前景”的两场主题论坛,欢迎大家继续来现场,谢谢! 

以下文字由速记稿改编,未经发言者与论坛主办方审核,转载或引用请谨慎!中国财富网不承担转载引用以下文字所引发的任何后果。

  主题:大资管时代的创新与监管 

  主办单位:清华大学 

  承办单位: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 

  官方媒体:《清华金融评论》、未央网 

  联合主办: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协办单位: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 

  学术支持: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民生财富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中国财富管理研究中心 

  主持人:张弘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凤凰金融学讲席教授、中国金融案例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凤凰健康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张弘: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张弘。非常欢迎大家来到“2017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的现场。 

  此次论坛得到了京东金融以及《清华金融论坛》、未央网的大力支持。 

  今天下午的会议包括两场论坛,首先进行的是“大资管时代的创新与监管”。 

  本场论坛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联合主办,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协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民生财富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中国财富管理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支持。同时,感谢合作机构宜信财富的支持。 

  下面,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出席本次论坛的各位领导和嘉宾: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王忠民先生; 

  中投公司原总经理李克平先生;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陆磊先生; 

  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先生; 

  百度副总裁张旭阳先生; 

  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顾问委员会委员,澳大利亚主权财富基金未来基金原主席Mark Burgess先生。 

  热烈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 

  今天的主题是“大资管时代的创新与监管”,我想我们清华大学的师生对于这个“大”字应该是有非常深刻的体会的,因为我们的梅贻琦老校长曾经对大学之大做过非常精辟的论断,也就是说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之大,而在于大师之大。我想,梅校长讲的是我们的使命是要认清事物的本质,而不是沉醉于事物的表象。 

  我个人研究的很大一块也在资管方面,我想大资管时代之大,是不是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下解读,这是我个人的解读。 

  首先,成就之大。 

  改革开放以来资管行业,应该说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证监会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6年6月底,我国资管业务的规模扣除重复计算已经达到了60万亿人民币,接近全国GDP的总量。而且,随着居民财富的积累,广大人民群众理财意识的增强,这个数字还将进一步变大。有机构甚至预测,到2020年我国的资管行业规模将达到180万亿。可以说,国内的资管市场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其用户群体的参与程度上,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第二,格局之大。 

  一方面,资管行业涉及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方方面面,其成绩见证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金融服务领域取得的成果,其发展也是金融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必然要求。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要求我们必须用全新的国际视野来整合甚至引领全球发展,我想资本的天然属性就是国际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资管行业无疑站在了历史发展的前沿,必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和走向世界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方面不可否认,资管行业面临的挑战也十分巨大。(1)监管面临的挑战。虽然资管行业在过去几年蓬勃发展,但是我们现有的监管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以分业监管为主,可能很难满足资管行业交叉混业的现状。(2)创新面对和带来的挑战。近年来金融市场上产品应该说是大爆发,但是这些大爆发是否真正反应了我们对金融的本质有深入的认识及其发展,或者用前面梅校长所说的话,究竟是反应了大楼之大,还是大师之大,这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另外,其他领域的创新如大数据和区块链等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也直接影响着资管行业的发展格局。 

  第三,责任之大。 

  其发展之迅猛,格局之高远,挑战之纷杂,资管行业也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资管行业今天的发展可以说是建立在过去40年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肩膀之上,我们今天的努力也一定会对将来40年甚至更长时间产品一个深远的影响。 

  我想,这些努力应该包括建立大楼之大,也应该包括建立大师之大,深入了解金融的本质和逻辑对当前经济发展的影响力。 

  吴晓灵院长在2015年博鳌论坛上曾经提到“任何一个创新都应该是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我想资管行业的发展和创新也应该遵循这一逻辑,顺应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应该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我就讲这么多,接下来请各位嘉宾各抒己见,围绕“大资管时代的创新和监管”进行探讨。 

  首先,有请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王忠民先生做精彩演讲。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王忠民: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大资管时代的创新与监管》。 

  刚才,张教授已经把大资管的“大”给我们用具体的数字——60多万亿的规模展现出来了。我想,那是一个窄口径,如果我们放到更大的口径看,大资管时代的“大”可能牵涉到不同类别的资产,都会进入到一个庞大的资产概念当中来。 

  你拥有的房产也是资产,以至于我们今天看房产每涨5%,每跌5%,对整体房产的估值和你手中资产的估值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你有多少股票,每一个百点的涨跌幅,牵动着你心动的速率,(心率)和K线图速率之间吻合度的问题,稍微一不吻合,心脏就会出麻烦。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资产的话,突然对大资产当中明确的不仅是单一数量规模下的资产规模,而是从更多的类别资产都进入到了全社会资产的总体框架中,类别越多,说明我们可投的资产的丰富性,类别越多,说明我们可以在不同资产之间配置的选择性,类别越多,你更有(更需要)丰富的知识去选择风险和收益匹配的资产选择。 

  我们经常回答为什么要买房子,是说没其他资产可投,或者说其他资产的可投性不及房地产的可投性之间的逻辑。如果把这些逻辑都反应进去,今天不仅是大而且是多了,多的当中每一方面相互之间运行的逻辑和运行出的结果对每一个资产拥有方表现出今天和明天的不同,未来时间的不同,以至于你的收益可以给它起的名字,你的亏损也可以给它起个名字,你探讨为什么挣钱、亏钱了,是今天大资管当中的丰富度提供给你的。 

  我们突然发现今天如果讨论大资产监管正在从严,可以用监管的风暴来看。而且监管我们给它命名了具体的一些名称,比如说套利多了一些,而不是投资的转向实体当中又多了一些。比如说,短期的投资多了一些,而长期的投资少了一些。例如此类种种,我们突然发现,为什么资本、不同类的资产有这样一种趋利避害的时候都面向一种可套利的,特别是金融工具之间可套利的逻辑实现。 

  我们前面的现象都是因为历史在进步,资产的类别在增多,人们在不同资产类别中可以有丰富多彩的、交叉的、多维的、时间的、结构的各种选择,我们看到监管的时候突然发现,这样一种交叉的、监管的、多维的、丰富的、不断丰富的、每时每日都在创新的这样一个金融事件,给我们带来一种监管的困扰和来自于监管困扰下的市场的新的表现。 

  我们把大家的思路拉到监管的初期,我们看监管最初的逻辑是怎么样的。初期的监管逻辑是所有的资本都是国有的,所有资本在国有的情况下,如果我允许这个资本是做什么,是国有监管的一种逻辑,所以我们就准入。银行允许谁去做,以多少资本量,以什么样的方式做,可以做银行杠杆类的存贷业务。保险允许多少资本、允许谁,我们任命他做,这方面的业务我们开展了人寿保险、财产保险,开展了这样、那样的保险,当然也包含了具体品种的审批,我们把这样一些准入看作机构的准入,我们把量化审批看成是产品业务线的审批,因为你是国有资本的,我一定要说,你在我规定的和有效的风险收益下做这样的东西。 

  当我们把这些可以概括为准入式监管、量化式监管,既可以是业务链条的批准式的,也可以是每一个新产品的批准式的,因为我们过去批每一个产品,批了以后才可以做,有一个审批的逻辑程序。 

  这样一个国有资本、国有机构、国有投资、国有收益一揽子的生态逻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监管就是要对它的每一个行为给出清晰、可监控的逻辑,才可以让整个金融生态按照初始的国有资本和金融国有资本下的逻辑进行监管和发展。 

  突然,这个世界在几十年的市场经济体制变革后,我们刚才描述的资产多元化,资产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了,以至于我们今天会场还有老外,因为FDI进入好多资本,今天国外还允许他来进入,以至于每一个居民、企业、法人的手中,即使法人原有是一种所有制的,也会演变出里面其他性质的资本。比如说他要做一些股权激励和分配的时候,把收益按照不是股权的比例进行分配的时候,也会演变,社会才出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资产源流的多元化的格局。多元化要进入任何一个金融领域形式的时候,我们发现谁先进入哪一个金融领域,一定是批准的这个机构会增加很多,那你就是一种监管套利。因为你先做银行,原来都是国有银行做,结果你进去了以后,你的股权激励足够,一定把原有审批的那些机构可以做的工具和个人做的业务链条发挥得有效率,你就挣得更多。 

  所以我们第一家民营银行一定会说自己挣得多,第一家P2P没有被监管,今天唐先生在这儿,也会挣得不错。任何一个进入的逻辑当中,我们会发现他会有一个原有的空间给新进入者找路的时候,会表现出一种逻辑。新进入不仅是在进入一个领域,而且进入的某一个产品、业务线,原来没有激励的时候,原来没有有效防控的时候,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堂和逻辑,会挣很多。 

  我们可以拿今天所有进入这个业务线当中,如果我进了这个业务线,发现另一个业务线还在做,我就要穿透,可以用各种金融逻辑把原有的被审批和被监管的东西打通,进行资产的管理,这就是我们今天大资管的时代突然发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可以借用我,我可以借用你,有的可以低成本借用,付费少一些,有的可以通过股权的进入,买断你的控股权,也可以做。这就成为一个新时期的利益是头顶下的资产管理要求的金融市场的一幅景象。 

  我们看今天如果要对这幅图像进行监管的时候,我们要权衡利弊,那就是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如果我们说已然采取一个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在什么价格条件下可以做什么、在什么价格条件下不能做什么,我们让市场只能在某个价格的通道当中运行,这样一个超出某个运行的幅度以后就是过高了,跌破了那个线就是跌得太多了,我们总是要规定很多东西。结果市场永远对这个东西有一个探索、熟知、博弈、不断发展,会感觉这个逻辑之间不清楚,可以借用你今天说不让做,如果我们预期到不让做的话,我们早早就卖空,如果你明天又让做了,我又早早进入到其中,或者是在进入当中我是领先的,我就会挣钱,我会在你准入的管理,包括产品、业务、机构的准入管理,在当中摸索、发展、变化。突然间我还可以穿透,在你没准入的地方我可以悄悄做、不声张地做,也可以挣钱。 

  当我们发现这个的时候,突然发现,如果我们继续沿用准入、量化、审批、规定价格区间的价格决定的逻辑监管的时候,会损失一个东西——丰富多彩的创新,想尽千方百计的创新,想尽千方百计要让自己的资源在资源通过金融的配置过程中,配置的最优资源,即使是提高一个基点(Base Point)的效率,也可以在交易成本最低的情况下配置到社会最需要的领域当中去,这样一个世界可能会相对艰难一些。 

  所以我们突然发现,监管应该调整一个基准,从过去的准入、量化、价格、监管、变相,不管具体的行为,只管一个行为——信用。参与者中的投资者也好,资产拥有人也好,金融资产的管理机构也好,做股票、债券、货币发行等等的,你有没有信息准确?你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信息准确、责任单纯对称、收益和风险之间是匹配的,你就可以在市场中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你必须担自己的责任。 

  突然我们按照这个逻辑去搜寻的时候,发现今天我们在市场当中惩罚的、挖出来的全部都是欺诈,全部都是你骗我,我骗你,全部都是一些用非信用的逻辑在金融市场当中攫取不当的收益。不过我们用信用监管的方法去规避了这样一些东西,而留下无限的创新空间的话,今天资产的多元、丰富就可以伴随创新的丰富、多元,就可以在你创新的基点当中永远想好的创新,而不想无限的套取别人的东西。 

  我们呼唤资产越来越多,我们更呼唤资产管理、资产经营、资产发展、资产盈利、资产风险都会匹配、成长,我们当然更需要基于风险的监管,留下创新的空间。 

  谢谢! 

  张弘:谢谢王忠民总的精彩论断,从资产的类别与逻辑出发,忠民总解释了监管逻辑的建立,以及市场的反应,最后导致监管逻辑的变化,最后是呼吁我们在信用风险和鼓励创新上,能够为市场留下更多的空间。 

  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嘉宾精彩的演讲! 

  接下来,有请中投公司原总经理李克平先生进行演讲。 

 

  中投公司原总经理李克平: 

  谢谢主持人!在这么短的时间要谈这么大的问题,很难避免以偏概全,所以我所有的观点都是我个人的观点,由我自己负全责。 

  各位来宾,下午好!我想就今天的主题,从大资管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谈几点意见: 

  第一,大资管行业的形成和扩张。 

  在过去十年,特别是在过去五年,在中国金融领域中发生最重大的变化,就是中国资管行业或者说人们说的大资管行业的形成和迅速扩张。这既可以从管理规模,我看到的数据稍微多一点,我认为也算是保守的,70万亿,就是2016年年底的数据。2005年,中国当时的资管行业的规模只有2.5万亿,占GDP的比例大致是11%,但是去年相当于或者说约70万亿,相当于GDP的规模。所以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飞跃式的发展。 

  第二,子行业的扩张。 

  过去主要集中在比较传统的公募基金、证券资管、保险的资产管理。到了现在大家知道,已经覆盖了包括银行理财、信托、私募等等很多领域,所以它已经变成是一个金融领域中覆盖面最广泛的。 

  第三,机构的发展。 

  特别是在过去五年,新的和资产管理相关的机构层出不穷,数额巨大。 

  所以人们说,从资管行业变成了大资管行业。其实在资管行业更发达的其他国家,我们也没有听到过大资管或者是小资管,但是的确过去十年特别是五年,中国金融发生了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就是这个。 

  当然,积极作用刚才张弘也提到了,我不展开,我也不多提,我只说它在整个金融结构,比如说改变我们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中国经济的模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使得资源配置的效果有了更好的市场机制来提升,这是毫无疑问的。 

  有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在过去十年特别是过去五年,中国会形成大资管行业,发展如此之快?毫无疑问有一点,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以及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包括中产阶级的形成。 

  但是这个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五年、十年的时间阶段,为什么在过去的十年和五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和一些体制的因素有关,和一些重大的经济因素有关。 

  第一,和前期的利率管制有关,使得整个在资产管理或者是在居民、企业的资产管理需求上有很强烈的要超出原有的简单保值方式(比如说存款等等)。也包括低利率,对于资产、投资、增值的挤压和推动。 

  同时也有很多是其他的一些因素会涉及到整个市场中决定市场行为的机制,比如说监管模式的变化。在过去的十年特别是过去的五年,在金融界我们分业监管的情况下,其实牌照管理的放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使得资管行业中的某些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交叉和混业的经营,这是很重要的因素。 

  当然,还有一点重要的因素就是市场的压力和竞争。比如说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对很多资产管理行业——包括传统的、新生的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 

  所以,内因、外因、体制各个方面的因素,推动了中国大资管行业的迅速扩张。 

  在这里有一点,正是因为我们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这是我们原来的体制。在分业经营方面出现了交叉以后,分业监管的体制并没有变化。因此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特别高效率的协同和统筹的话,在分业监管之间和某种程度上打破分业实行了交叉、混业经营之后,会出现很多监管的空白和空地。因此,它也使得所谓监管套利成为过去这些年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除了这些以外,其实我们在看到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时候,同时也伴随着很多担心或者是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非常多,在座的人对这些都已经有相当的了解,我只是想简单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不管是规模、机构,行业的发展虽然非常迅猛,但是我们基本上还处在大而不专、多而不精的状态。像刚才张弘提到的,我们大资管行业之“大”更多是表象,而不是实质,更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因为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使得整个大资管行业的快速发展是一种快而不稳的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这种粗放式的模式也就隐含着很多风险因素和不可持续的因素,包含在里面。 

  特别是在这种快速的发展过程中,有体制、机制、监管各方面的原因,使得整个快速发展的行业不完全是一种优胜劣汰的蓬勃向上的发展,有大家各显神通、各自充分挖掘利用自己的天赋、优势、先天资源,各个机构出身这种先天的资源,去充分利用这个市场,来扩张、发展。 

  因此,这里面也出现了不少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这也是一个特别值得担心的事情,虽然它是一种非常快速的方式发展。 

  正是因为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也酝酿和包含了很多因素。所以,这也是现阶段我们整个中国的金融市场面临金融加强监管这样一个当前的格局。我认为当前这种加强金融监管特别是针对大资管行业加强金融监管的方向是完全真正的。 

  当然,监管部门决定了这个方向以后,需要认真考虑的是如何在实行监管或者是处理相关的风险因素、防范风险因素、控制风险的时候,如何避免出现难以承受的或者是对系统性造成伤害的问题。这是它的一个平衡,我们不展开说了。 

  但是毫无疑问,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还是包括从中国加强监管来控制金融风险都是希望我们有一个可持续的、健康的大资管行业的发展。应该说,中国过去这十年和五年,尽管存在问题,但是大资管行业的发展本身说明了一点,中国伴随着自己的经济增长、储蓄增加、财富积累,具有巨大的现实资产管理的需要和需求,而这个巨大的需求和供给、行业的角度来说是远远没有满足需求的,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发展必须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我们必须要寻求可持续的健康发展之路。 

  关于这个(大资管),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只简单提几点。我下面有一些是老生常谈,但是我认为会稍有不同,我觉得还得再谈。 

  第一,资管行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国家面临一个长期不能解决的顽症,就是刚性兑付,或者叫由刚性兑付的一些事件引发了比较普遍的刚性兑付预期,这是资管行业发展的大敌。 

  1、破坏了风险定价,影响了市场配置效率。 

  2、如果你能够刚性兑付,因为投资者有刚需兑付的预期,你这个机构的投资能力已经无所谓、不重要了,如果你能够保证刚性兑付,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是什么,或者你有多高的竞争力,不重要。 

  3、产品也变得没有意义。不管产品是什么,它能够保证多长时间给你一个固定的或者是明确的回报,你才不会关心这些产品本身的结构、风险、透明度,都不重要。 

  所以说刚性兑付的预期是我们市场中面临的一大杀手,有了这个也必然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谁有刚性兑付的可能,或者谁是刚性兑付的天赋,就必然有天然的优势。 

  对于其他人和你做,实际上是做了一个信用的征信投资,这种市场环境实际上对于大资管来说是一种具有极大的杀伤力,这一点我们的监管部门我认为虽然是老话题,但是必须痛下决心,否则我们出不来一个有质量、能够满足需求的、并且在整个全球市场中拥有自己地位的资管行业。 

  第二,加强监管的统一协调,明确违规、界限,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特别是要去掉监管套利的空间。 

  套利是市场正常行为,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上,但是如果一个市场出现了普遍的监管套利,那我认为这个在监管部门方面应该说有主要和重大责任。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套利行为要么是你允许的,没有任何违规的方面,所以它可以存在。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大多数都是不合理和不应该存在的,是违规行为。要么是有规则,但是没有执行,没有给予明确的禁止。当然还有可能,对于发展没有把握,所以处在模糊的地带。我想,我们很多现实是处于模糊和管制的之间。 

  因此,就使得这样的一种监管套利的行为甚至成为我们过去这些年大资管行业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经营模式,或者说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这点是非常非常奇怪的。 

  应该说在这点上,当然监管部门现在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很多非常严厉的专项治理等等,但是我认为从今后的角度来讲,其实专项治理仅仅解决目前的问题和防止风险进一步累计,但是从长期的发展怎么样给予更明确的指引,给予更明确的监管规则,这是有待下一步继续努力地问题。 

  第三,标本兼治。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虽然专项治理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们的大资管发展的确需要从基本面、基本、基础的一些体制和制度方面有更多的努力。 

  简单提一下,比如说公司的治理结构,所有的资管行业都不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来经营的,必须把客户的利益放在首位,首先资管行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在这些方面怎么去落实贯彻?资管行业本身已经发展了很多年,虽然数量很多,但是为什么没有持续的特别优秀的有几个机构?其实这不完全是人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十几年的好的公司?最后走入了低谷?为什么很多优秀的人干了若干年之后在一些机构待不下去?我认为几乎按比例上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私募基金,因为所有在机构中做完的很多优秀的人都去自己当老板,自己开公司。的确值得深思,否则这个行业不可能健康发展。 

  包括诚信文化,这也是资管行业的立身之本,诚信文化还是受托,在很多对资管的处罚和处理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在很多机构的要求过程中,也没有充分显示他们对于客户和投资人利益的重视。 

  所以很多时候是把风险全部推给投资者承担,而没有尽到充分的义务,没有在产品设计和管理方面控制好风险,没有向投资者和客户提供更清晰的说明。 

  最后,依法是我们在谈论监管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框架,这个框架我认为应该给予一个效果,就是说使得市场中所有的机构和所有的供给各个方面,能够对未来的行为有一个预期,能够对市场的规则有一个预期,永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监管机构可以有前瞻性超前去设置严格的或者是有效的监管措施,但是任何一个监管机构都有可能,我们在最基本的原则和监管理念上给大家非常清晰的信号,即使在我们不知道的未来的新产品中,也有一些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也有一些底线是不能触及的,不管你以什么样的方式。所以说要有一个稳定、长期、严格的依法和执法的框架和环境,才能促使中国的大资管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资管,并且在中国经济中做出贡献。 

  谢谢。 

  张弘:谢谢克平总,克平总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于大资管这个行业监管空白的出现、监管套利的形成,以及监管套利对于未来可持续发展带来的风险以及应对的措施都做了一个精彩的点评。大家再对嘉宾精彩的发言做一个感谢。 

  接下来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陆磊先生发表讲话,谢谢。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陆磊: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本次论坛,也非常感谢主持人张弘教授的精彩主持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盛情邀请。今天我讲的主题很简单,更多的是侧重在监管层面,我的标题叫《统一标准,规制规范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请大家注意,我这儿谈的定义是标准规制而不是统一监管,因为监管在各自的监管领域都是有明晰的划分的,所以我这儿是谈一个标准规制问题。 

  今天我所讲的逻辑是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看、怎么办这样四个问题跟大家展开。 

  首先刚才主持人张弘老师已经说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大资管,所以我们首先要看什么是资管,什么是大资管。 

  在我看来今天的资管问题是非常简单的,只是因为在中国非常复杂的经济运行环境当中它变成了一个复杂问题。资管就是八个字,受人之托,代人理财。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政府。 

  为什么它变成了大资管?刚才张弘老师谈到了很多关于大的定义,从金融的管理者出发,所谓大是因为它是跨行业、跨市场的,已经超越了原本我们看到的银行存贷款、券商相应的自营业务以及保险公司的传统保险业务。所以所谓大,跨越行业、跨越市场,之为大。 

  当然有相关的数据,截至到2016年年末,我们所了解到的银行理财、基金信托计划、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及其子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计划等各类资产管理产品的总规模已经达到60到70万亿。所以这是大资管的定义。 

  从是什么的角度出发,我们自然而然就进入到了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今天站在这里,为什么要跟大家谈统一、标准、规制这样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因为资产管理市场上还是存在一定的乱象,而这个乱象无非就在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互联网企业各类投资管理公司等非经营企业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十分活跃。也就是说非持牌的在做资产管理业务,仅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不持有经营牌照的投资管理公司、投资咨询公司、担保公司、理财公司等向公众提供的投资产品或理财咨询形式多样、名目繁多,以货币市场基金为主的互联网理财产品发展迅速,具有门槛低、期限短、收益高、融资快等特点。这个对于监管部门或者是规则制定部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它不在你规制的范围内。所以我们很难准确地判断风险点在哪里,风险有多大,在什么时间点,在什么状态下,会在全社会、公众层面下扩散,因为它往往是涉众的。 

  我们可以说,大家可以看得到,现在中国的金融风险还存在,但是传统的存款、贷款,过去的金融三乱恐怕已经不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在重复上演,但是新的风险的的确确在刚才我所说的领域是存在的,我想这是个客观事实。 

  第二个层面,大家可以看得到,各个监管部门在促进本行业发展理念下,对于资管业务按照所在行业制定了不同的监管规则,各类资管业务的投资范围、门槛、杠杆水平等监管规制都不相同,规则的不一致,一定会导致水往低处流的效应,就是哪儿管理最松,哪儿最容易进入,我就从事哪种业务,这就是刚才忠民理事长所说的套利行为。 

  所以所谓的乱象在我看来无非就是刚才的非持牌和持牌两种行为的叠加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已经有一个国家的管理部门会同其他各监管部门制定一部统一资管规制的规则。 

  怎么看这个问题随之而来,也就是说你在制定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规制的过程中,你是应该如何找到切入点并进而解决哪些问题? 

  统一标准规制目的是为了推动资管有的规范发展,为什么这么说?究其原因,刚才两位嘉宾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资产管理的内在需求或者是需求是庞大的,而且未来还将进一步发展,如何兴利除弊就成为统一规制的一个指导或者是出发点。 

  大家也注意到了,防控金融风险既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保障,也是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条件。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增强同风险赛跑的意识,努力跑在风险前面,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 

  具体到资管业务的健康发展层面上,如何做?我想应该坚持以下几条。 

  第一,坚持严控风险的底线思维,把防范和化解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重点针对资管业务的多层嵌套、杠杆不清、套利严重、投机频繁等重点问题,分类统一、标准规制,减少存量风险,控制增量风险。 

  第二,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目标,既充分发挥资产管理业务的功能,切实服务实体经济的投融资需求,又要防止产品过于复杂,避免资金脱实向虚,在经营体系内部自我循环。 

  第三,坚持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的监管理念,建立健全资产管理业务的政策框架,完善政策工具,根据资管业务产品的实质属性,按照穿透原则实行公平、统一的市场准入和监管。 

  在这儿我多加一个例子,大家可以发现,在资产管理业务当中做得最为成功的,几乎不存在刚性兑付的就是过去若干年发展得非常好的公募基金,也就是在市场上的公募基金。我们可以发现没有哪个投资者因为今天的市值跌了去找公募基金索赔,但是在其他的很多领域,刚性兑付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第四,坚持有的放矢的问题导向,针对突出风险提出统一、明确、可行的规则,堵塞制度漏洞,不一刀切,为创新留出空间。 

  第五,坚持按照积极、稳妥、审慎推进的原则来做好统一规制工作,一方面要处置一些迫在眉睫的风险点,防范新增风险。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市场的承受能力,把握好工作的节奏、力度和次序,避免在处置风险当中发生风险。 

  最后是重点解决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统一规制当中,重点要做哪些事,我想以下几个要点供各位参考。 

  第一,坚持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相结合,分类统一制定标准规制。 

  这里指的功能监管就是十几种形式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注重的不是你是银行、证券还是保险、还是基金,我重视你不管是哪类机构,在做什么业务,只要做资管业务,必须接受统一的资管规制的管辖。对资管业务进行分类该怎么做?什么是资管业务?在负债端我们要根据募集方式的不同,分为公募和私募两大类。由于公募和私募受众的特点,所以在杠杆率和信息披露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要求。 

  从资产端要根据资产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固定收益类、混合类和权益类三大类,三类产品也在我刚才所说的要件上有所不同。 

  第二,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建立宏观审慎建设框架。 

  为什么要做宏观审慎管理?究其原因是大资管,是跨市场、跨行业、联动的,并不是单个监管机构可以单独来解决问题的。至于什么是宏观审慎管理,我在这儿不做更多的阐述。 

  第三,实施穿透式监管,对资管业务的监管实施全覆盖,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确定适用规则,实施涵盖资金来源、中间环节、最终投向的全流程监管。 

  第四,严格行为监管,强化金融机构的勤勉尽责义务。 

  行为监管目标是为了保护投资者和经营消费者权益,经营机构应该从委托人利益出发,切实履行勤勉、负责、尽职管理的受托人义务。金融机构要建立相应的风险管理、内控、人员资格认定及问责机制,确保业务人员有相关的资产管理的能力。 

  第五,回归资产管理的业务本质,打破刚性兑付。 

  资管的业务本质上是经营机构的表外业务,收益和风险均由投资者享有和承担,应该明确要求经营机构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并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强化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投资理念,推动预期收益型产品向净值型产品转型,使资产价格的公允变化,及时反应基础资产的风险,让投资者在明晰风险的基础上自担风险。改变投资收益超额留存的做法,金融机构应该只收管理费,管理费之外的投资收益应该全部交给投资者,让投资者在尽享收益的基础上自担风险。 

  同时,要严格惩戒措施,加大对保本、保收益、刚性兑付等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鼓励投资者投诉举报,并发挥会计、审计等中介机构的作用。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张弘谢谢陆磊的精彩发言,我想陆磊局长从资管的乱象这些原因出发,对于规范发展和监管相应的方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陆局长一开始讲的一句话让我感同身受,他说资管由于它所在的环境之复杂而变得复杂,我非常赞同这句话。我们对陆局长再次表示感谢。 

  接下来有请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先生做精彩发言,谢谢。 


  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 

  非常容幸有这样一个机会大会发言。我想刚才几位嘉宾讲中国的大资管时代产生了很多很多好的产品,有多少好的产品最终客户都要能够很好地享用才可以。 

  我们看看在客户端的行为如何。过去十年、二十年来,我们的资管产品越来越多,从客户的角度,客户一会儿听到这边有一个很好的股票或者是基金,这边有一个很好的私募机会,这边可能还有一个保险的可能。到底怎么办呢?怎么样能够去选择呢?过往我们看到的是这边的机会分析分析,那边的产品研究研究,做了还是不做,等等。每一个点可能都对,但是最终放在一起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大杂烩。这就是我们理财者过去面对越来越多的理财产品最终的结果。 

  随着大资管时代的到来,资产越来越多、产品越来越多,随之而生重要的一个行业就是财富管理行业,财富管理行业是站在客户的角度,帮助客户做资产配置,帮助客户做产品的选择。这样的一个行业过去这么多年来讲,为什么一直没发生呢?因为过去我们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日子太好了,大家想想,如果能够有一个一年期或者甚至更短的产品,有各级政府、国家或者是其他准国家的显性或者是隐性的担保,没有风险,同时还有两位数以上的回报,那岂不是再好不过了?任何的投资者都应该选择这样的投资机会,不去选其他的产品了。 

  但是这样的好日子还在吗?我跟大家讲,大家也都能感受到,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么,在市场上有哪些关键的趋势,我们的客户在面对,驱动了我们财富管理行业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大发展? 

  2016年是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大幕开启,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有几个趋势性的非常深刻的变化已经到来了。 

  第一,从固定收益到权益类。 

  信托、银行理财、P2P等等,固定收益类的机会,过去占理财者资产组合中的绝大部分,但是刚才谈到梦境般的投资机会已经不存在了,权益类应该占比越来越大,也就是一级市场私募股权、二级市场、资本市场等等相关的机会,占投资者、理财者的资产组合中的比例应该是越来越大。 

  第二,由短期投机到长期投资。 

  中国的用词都是非常好,叫炒股,这个炒就是很短的意思。长期投资多长?巴菲特股神一持有几十年,有一些产品长期持有,几天相比几十年,真的是很长,长期投资,一年以上吧。 

  第三,由中国到全球。 

  我们理财者的资产组合中,仅仅是人民币越来越不够,应该说要往全球走,特别是高净值、超高净值客户,他们财富管理全球的部分比例会越来越大。 

  第四,由单一产品到资产配置。 

  过去这边有个机会,那边有个产品,咱们研究研究,自下而上的,以后一定要变成自上而下的。 

  首先我们的可投资资产有多少?如何能够不同的比例固定收益有多少?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有多少?保险保障有多少?房地产、金融投资有多少?一定是从比例着手。然后再说我进入到不同的比例,要配置哪样的产品,一定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的逻辑。 

  第五,由一代创富到二代创富,对于高净值、超高净值尤其重要。 

  企业家来讲,在过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创造了很多财富,现在也都到了一定的年龄,需要考虑下一代应该怎么样去做,能够有这样的传承。但是跟欧美不大一样的地方,亚洲的特别是中国的一代企业家来讲,还是希望他的下一代能够有更大的发展,持续创富,而不仅仅是保值就可以了。二代有没有可能能够做得更好呢?有可能,国际化、利用科技、利用资本等等,都可以有更广的视野和格局,有更多的选择。 

  所以我们说这五大关键的趋势是让理财者包括高净值、超高净值客户和中产阶层、大众富裕阶层的理财者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在一个新常态来看待自己财富管理,看待自己对于不同的资产、产品的选择。 

  我们说2016年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大幕开启,原因就是资产配置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同时有相应的组合落地,我们说所有对于高净值客户,满足他需求的组合,以及对于中产阶层的解决方案可以实现了,怎么实现呢?对于高净值、超高净值客户是传统的财富管理的对象,他晚上能睡得着觉的资产组合长得什么样子呢?三个标准。 

  第一,跨地域国别。不仅仅是一个市场、一个国家,一定是全球的,全世界各个市场、各个国家的。 

  第二,跨资产类别。也就是说有固收、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保险保障、房地产,不是买房子,而是房地产金融、房地产基金的投资,跨资产类别的投资,相关性很低的资产类别如何有效地组合在一起,每年阶段性的进行调整。 

  第三,用母基金的方式超配另类资产。对于高净值客户来讲,有很多是不流动的,没有流动性需求的这部分资金,应该往长了走,中长期投资。现在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喜人的现象,中国传统经济中创造的财富通过长期投资的方式,拥抱新经济,什么方式呢?就是高净值客户投资到未来中,投资到新经济中,互联网+、消费升级、健康医疗等等,怎么去投资于长期风险很高的机会呢?投单一项目、单一基金都不可取,用母基金的方式。 

  这是我们说对高净值客户如何做资产配置。 

  对于中产怎么办呢?有几十万、一百、两百万这样的可投资资产,但是不属于合作投资人,也不适合去做长期、锁定期五年、十年这样的产品,科技让金融更美好,让机器人帮助他来理财。五年之后、十年之后对于中国的中产阶层他的财富管理会是什么样的呢?拿出手机来,里面有一个机器人,他就是您专属的资产配置专家顾问,财富管理顾问。您把您的风险偏好告诉他,您把您的投资目标告诉他,他会给您配一个可以持有三十年的资产组合,机器人不折腾,不会炒作,会长期地帮助您跟踪,阶段性地进行调整,而且他有海量运算的本事,不吃不睡。 

  所以我们从中产阶层、大众富裕阶层进行财富管理的方式上,不会再是针对单一产品,不是择股择时,而是自己绝大部分的资产应该通过这种资产配置的方式,高净值客户可以通过理财规划师,科技武装到牙齿的理财规划师,而中产阶层、大众富裕阶层就用机器人投顾,智能理财。 

  我想在这样的框架下,各种各样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大资管创造出来的产品就会有更好的去处,就可以更好地服务我们的客户。 

  谢谢大家。 

  张弘:谢谢唐宁总,唐宁总对于怎样选择资管的机会分享了他的经验和财富分配的原则。再次感谢唐宁总的精彩发言。 

  下面有请百度副总裁张旭阳先生进行发言,谢谢。 

 

  百度副总裁张旭阳: 

  感谢清华五道口的邀请,两年前我也有幸参加了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也就资管行业的一些发展变化做了一些发言,当时我提出了资管行业的五个之变:模式之变、技术之变、投向之变、体制之变、参与者之变。 

  今天,也是我加入百度的一年,在百度的一年当中我觉得,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技术进步,感受到了技术对金融,包括资管行业可能带来一些变化。 

  首先我觉得,金融包括技术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就像一个小孩成长一样,可能你日常感受不到他的变化,但是突然一天发现他长大了。 

  互联网从PC互联网阶段到移动互联网,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在移动互联网阶段,我们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人的存在变成数字的存在。 

  从去年开始,我觉得互联网进入到了第三阶段,就是人工智能阶段,包括去年的AlphaGO战胜了李世石,今年战胜了柯洁。可以看到,在移动互联网世界是水平的,很多通用平台在通吃。但在人工智能阶段,世界变成垂直的,人工智能在赋能各个行业,为各个行业的效能提升、成本下降、新的空间展开,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也包括金融。 

  因此我们觉得,在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会成为我们所谓金融科技在场景革命之后,新的金融科技革命2.0的核心技术。 

  在这一阶段我们觉得,人工智能、大数据,可以改变我们对经济整体面貌,包括个人的洞察。而区块链,使得我们互联网从无序到有序,从无价到确权,从无界到可控。因为我们知道,区块链主要的核心技术,包括了去中心或多中心化,包括了我们的分布式账本,共识算法、加密算法、可编程性、智能合约、时间戳。 

  但区块链的结构,就使得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价值跟互联网的信息流结合在一块,使互联网从信息互联网到价值互联网。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下一步的数字资产化或数字资产成为可能。 

  今年5月16号,百度金融做了一个尝试,为我们的消费金融贷款、资产债券化,做了区块链架构。我们把评级公司、律师、信托、原始权益人拉了进来,为大概将近一个包里的将近2万笔资产,用区块链打上标签。解决了资产债券化过程中信息的穿透透明性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所谓风险隔离的问题。 

  所以,区块链在使得我们在进行一些底层架构的变化。 

  人工智能,我们觉得可能也到了一个爆发阶段,为什么这么讲?第一个就是所可充分运用数据的指数化增长。第二,我们分析数据算法的变化,也包括我们处理数据能力的提升。我们已经从CPU到GPU到FPGA的机群架构,包括云计算的能力,使得我们可以更好的处理大数据。 

  包括,特别是金融,它更加清晰、连续的需求,使得我们可以为所谓的AI,提供很好的分析框架架构。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所谓跨界人才不断的衍生。前段大家可能看到一个消息,微软的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邓力,加盟了一个全球对冲基金。在这种bains的基础上,人工智能对资产管理行业的改进,也会发生到临界点和爆发点。 

  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大数据在实时反映出个体和整体经济活动变化。这个图的左上角,是我们通过卫星来观测到的中国夜间灯光情况,用我们的地图定位、大家的上网地点、WiFi的信号地点,来刻画出中国人口的聚集程度和人口流量情况。这样的数据,可以实时全面的反映出我们的经济活跃度。 

  运用这样的数据,可以分析城镇化率,分析一个地区、一个地段的人口聚集程度,可以分析出我们聚集这个地区、地段上的企业财务状况变化程度。 

  在这种基础上,可以改善我们的资产配置效能,提升大数据资产配置的绩效,并可拓展我们投资的边界,创造出新的α。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寻求β,再创造新的资产类别,我们寻找新的α。 

  我想,整个新技术在渗透我们资产管理行业的各个领域,包括我们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投资研究。现在,我们百度在用机器读研报,通过机器人的图象识别、自然语义理解和算法,我们每小时可以看2000份研究报告,进而归纳出我们当天的投行报告中主要的主题词,辨别出我们当前的市场热点和情况变化。 

  同时,我们可以在战略资产配置、战术资产配置,包括交易执行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提升效能。 

  大家前段时间可能看到过一个报道,高盛的交易师,已经从几百个交易员变成22个交易员。人工智能的技术,使得我们更快的去应对市场信号。 

  当然,我们更关键的可以看到,这些技术在改变我们的清算、核算和风险控制。刚才我提到了,通过我们区块链技术,我们可以更好的看到底层资产,从我们基础资产流转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去跟踪它,可溯。这部分,是我讲的技术在改变资产管理行业的一些底层架构。 

  但我很同意,技术只是提高了我们的效能,但不应该改变我们金融的本质。不管前面我们的忠民理事长、李总,包括陆局长都提到了,资产管理行业的本质是一个风险、收益过手的信托责任。如何能够无风险兑付,是我们资管行业能够持续稳健发展的一个前提。 

  我们老说大资管,但实际上这里有刚性资产存在,真正的资产管理行业的规模比例是很小的。 

  金融机构对我而言,核心对我们来说是风险资产的形成、定价和处置。银行为主导的金融融资体系,风险是被银行管理的。所以,我们的监管和立法都会强调银行的杠杆率、能力,包括它的放贷边界,怎么去保护存款人。 

  而在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金融融资体系当中,风险控制主要是通过专业机构的分散来加以解决的。我们通过一个投资银行,把一个不可变现、不可流转的技术资产变成一个可交易、可估值的标准化资产,通过资管机构把单一风险变成一个组合风险,再通过包括像唐总这样的机构,把一个组合风险变成一个跟投资者风险偏好和生产周期相适合的资产配置风险,从而使一个基础资产风险在全社会加以分散、流转,并且使投资者能够获得与风险相适应的收益,这是我们的风险加以处置的根本流程。 

  如何使得我们的风险和收益平衡,就是资产管理行业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风险合理、风险可计量、风险可承受,这也恰恰对应了我们公募基金的三个强制,强制托管,以净值为核心的强制信息披露,以及强制的组合投资。 

  刚才陆局长提到了,为什么公募基金可以在过去十年的时间健康发展?就在于它实践了风险的过程。我想下一步资产管理大资管行业的监管,包括规则的设置,也以此为基础。 

  今天明晰各类投资计划的实体地位,从募集方式、产品投向,确定投资的保护程度,包括强调资管管理人的净值和善于管理人原则,以及公允交易,信息披露,与适度销售等等一些基本的原则。 

  同样我们也会看到,在基础进步上,监管也会有新的思路。 

  第一,基于互联网3.0时代的新技术群,包括刚才提到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可以为监管的实时、同步、穿透、可塑和自控提供支持。 

  第二,在新技术的基础上,投资者适合度应该有新的视角。现在很多投资者适合度简单以一个门槛几百万表明是高尖客户,可以投资某些产品。但是我们看到过去中国三十年,财富在不断积累的同时,贫富差距也不断在拉大,怎么使得大众投资者获得一个更好的更加公允呢?资产配置也好,财富管理业务服务也好,需要重新审视一些投资者的门槛和条件。因为在新的时代,新的技术条件下,我们可以有更好的维度为投资者进行画像和用户识别。 

  第三,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互联网金融P2P可以向PSP去转变,这个S第一指的是SPV,通过信托,把架构进行风险隔离。还有专家能力,在普惠阶段,专家能力需要提升,从原来P2P到把融资人的资产通过财富管理的形式、组合管理进而销售给投资人,而不仅仅只是P2P的架构,我相信这样既能达到连通、投资和融资,达到普惠,也能达到风险控制的目的。 

  最后我想说,未来几年,我们会看到技术更快的进步,我们会看到人和机器会重新学习和创新这个世界,包括新的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新的增长空间。 

  在未来,我们相信撬动数据和人的才智,资产管理行业和价值投资的主要逻辑,资产管理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所表现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在新的大资管时代,资管之大,资管之美,让我们坚守资管行业的业务本质,同时迎接技术革新的未来。 

  谢谢大家。 

  张弘:谢谢旭阳总!刚才旭阳总在讨论技术之变的时候,对于技术怎样能够深入改变资管行业的方方面面,包括监管,都做了一个深入的探讨。我看完这个PPT,觉得非常有压力,作为一个金融的研究人员,我觉得好象新的技术,AI人工智能带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啊。当然,我们希望是变压力为动力,在人工智能不能够写出一流的学术论文之前,我们要多写论文。 

  让我们再次对旭阳总表示感谢! 

  最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让我们欢迎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顾问委员会委员,澳大利亚主权财富基金未来基金原主席Mark Burgess,为我们做精彩演讲。 

 

  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顾问委员会委员,澳大利亚主权财富基金未来基金原主席Mark Burgess 

  非常感谢邀请我今天发言,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 

  首先,我要表示歉意,我不会说中文,我的女儿刚刚花了一年时间在北京大学学了中文(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竞争关系),但是她希望今天代我来用中文讲话,我说你得在家好好学习中文。这是我要道歉的第一点。 

  我要道歉第二点,我说的英语是澳大利亚式的英语,我希望我能说清楚。 

  能够为清华的师生做这个报告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清华大学是世界闻名的,门槛非常高,很难进入,在这儿又能够成为优秀的学生就更了不起了。 

  所以,实际上你们花时间来听我讲话,有可能能花同样的时间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对大家的到场感到非常感谢!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在澳大利亚也经常问我们学生这个问题,待会儿我也会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首先先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的职业生涯迄今为止大部分都用在资产管理当中。我曾经是QuadVis(音)的一个副总裁,负责他们在伦敦和世界各地的业务。 

  然后我回到澳大利亚之后,我又成为了澳大利亚SWF(就是和中投基金一样的主权财富基金)未来基金的主席。实际上,我现在既有资产管理者的经验,也有资产所有者的经验,因为这两类人是不一样的。 

  在这儿,我将讲的两个广泛的话题,是想讲一讲世界资管行业在发生哪些变化,以及我们面临着哪些挑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提的问题是,为什么资产的所有者和资产的管理者,允许如此之多的大起大落?为什么我们不能在防范风险上做的更好呢?在我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我看到美国的股市有一天跌掉了30%。我在90年代的英国、澳大利亚,都看到了崩盘,后来日本的崩盘,亚洲金融危机,还有21世纪初期的互联网股票泡沫的崩盘,还有上一轮的全球金融危机,这就带来了我的问题,我也希望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也会反复讲这个问题。 

  我需要知道,你对于今天的投资组合,你期待的回报率是多少,当然你们是学生,你们自己不做投资,但你们的父母有可能在做投资,房地产、股票、现金的持有,你觉得这样的组合投资应该有百分之多少的收益率。 

  不久前OECD让我做了这样的报告,首先在过去三十年当中,对于资产管理人来说是非常精彩的三十年,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看到储蓄率不断上升,人口统计结构的变化,一直是低利率的环境,利率在不断下降,而且利率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下降的通道。 

  在我们的研究当中结果表明,一旦你降低了利率,这样就提升了长久资产的价值,如果你投的是股票、基础设施、房地产的话,只要是一个有较长久期的资产的话,都会得以率利率下降。 

  过去三十年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从这方面来说。另一方面全世界放松管制的环境。 

  所以我讲的第一个观察,今天在世界各地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去投资的,有一些资产管理人,他们专注于各行各业的投资,不光是上市的股票、证券,私募基金投资、对冲基金、基础设施、房地产、保险产品,这些都可以投。同时,你也可以让这些投资的方案定制化于你的需求,比如说中等市场的欧洲私募基金或者是绿色投资,或者是可再生能源。 

  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资产管理者已经开始提供极其广泛的服务了,所以对资产管理者来说,环境是非常有利的,而且产品也越来越丰富。像中投基金,还有一些养老金投资者资产的所有人也在受益于这样的投资产品的多样性。 

  澳大利亚未来基金是一个母基金,我们旗下有对冲基金等各种各样的基金,我们也在受于这种投资的丰富性,这就使得投资者可以进一步实现多元化、分散化的投资,能够让他们打造一个符合他们未来需求的投资组合,而且能够在各种风险的环境中,仍然保持强劲的表现。 

  我现在是做投资顾问的,我在帮助未来基金能够建立起一系列的组合,这样的组合能够抵御任何场景的变化,同时能够获得合理的回报。 

  第二,在一个有深度的市场当中,是有大量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的,一旦出现危机的时候,应该有人站出来解决这样的危机。 

  比如说我们看到过去12个月当中,油价出现了崩盘,但是我们看到对于一些资产和债务应该有人出手来解救、收购,这是资本应该发挥得作用。在中国资本市场需要进一步深化。我想讲讲如何建立起一个更加深化的资本市场,我对于这样的前景非常看好。 

  对于资产管理者来说有以下的挑战。 

  1、因为现在已经是非常低利率的环境了,所以现在要想找到高回报,是非常难的,投资资产很贵,回报率又很低。 

  2、人们选股票的思路也发生了变化,这点应该大家也知道。像技术驱动的投资、被动投资,使得收费水平越来越低,使得资产管理者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特别是在股票投资方面。 

  3、金融科技(Fintech)以及新技术的出现,使得成本结构发生了变化,也使得整个行业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虽然降低了成本。 

  4、世界上有太多的资本在追逐回报,一方面回报偏低,另一方面资本非常多。在今天的私募股权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1.5万亿美元的资本在寻找投资标的,最终他们会找到投资的标的,不管他们投资投到哪儿,都会推升资产的估值,需求太大、机会太少。 

  接下来我想讲欧洲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监管上升,最后一点我讲利率已经非常低了,为什么一定要提出这一点呢?并不是说一开始利率很高,刚刚降低,利率降低的过程中,会有两到三年的20%、30%的收益,是你的投资得益于低利率的环境,最终这样的效应会消失。 

  我们希望资产管理的市场尽可能有深度和尽可能多的投资品种,在中国做到这一点唯一的一个出路,因为在中国非常强调稳定,所以我们的资管业必须要能够管理好风险,而且要能够正确做出决定。 

  我认为资产所有者和资产的管理者应该和监管机构有更好的合作,应该为监管机构帮上更多的忙,来造福于整个行业的发展,而不仅仅追求自己的回报。 

  我们能够通过哪些方式来改进人们的投资方式呢?这也是OECD要我做的研究,我问我的学生,我刚才也问了,接下来五年你希望你们的家长投资组合能够获得多少的收益率呢?接下来我们要举手表决了,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我先表示歉意。我先讲百分比,就是投资回报率,你们心目当中理想的投资回报率,请大家举手表决。大概平衡的投资组合,3%就满足的请举手,如果你们的投资组合接下来几年拿到3%,8%怎么样?你们的投资组合接下来几年能够拿到8%的投资回报率,4%呢?9%呢?12%呢?很多人选择12%,7%呢?12%以上请举手,因为你对于投资回报的预期在12%以上的请举手。 

  好的,OECD他们担心的是现在的利率已经很低了,人们绝不会满足于低回报,所以从长期的角度来说,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些风险过高的举措,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现实。在澳大利亚我们也是有很多人选择12%,虽然有很多人选择5%—6%。 

  现在从资产管理者的角度来说,当有一些保本、保息的产品跟你保证是12%—14%的利率或者是回报,肯定是冒了很大的风险,所以设定期望值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工作。 

  我想讲其他的风险管理的举措,我们资管行业必须互相监督,因为我们是行家,我们必须要能够大胆地说出我们发现的风险,能够确保整个资管业有良好的运行。 

  当出现新技术的时候,我们这些资产所有人是能够比监管机构更早知道其中所存在着的风险的。比如说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金融危机是由两个因素驱动的。 

  第一,美国房价过高。 

  第二,新型金融衍生品并没有得到验证就投放到市场当中。 

  我们知道CDS和其他的一些衍生仍然有待得到市场的验证,但是还有其他的影子银行,我们大家也都是非常了解的,2010年的时候大家说影子银行,但是行业内并没有足够的太多的大声地说出来。 

  另外也是适用于中国的,其他国家做得不是特别成功,如果你长期来看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很难预测这个风险,因为一直都没有太多的风险,所以在地产业实际上是积累了一些风险。所以很有可能如果房价一直往上走的话,产生了过度投资。所以长期以来都是非常成功的话,就更需要进行大众的教育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桥梁,也就是在监管和资产的所有方之间建立更好的沟通渠道,好在我们有很多的经验可以来借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进行一些监管,我们要进行互相的信息共享,更有可能我们可以做出深度的市场,和资本管理的市场,这样的话行业从业者也愿意开发出来更好的产品。 

  非常感谢大家的倾听。 

  张弘:谢谢Mark Burgess先生的精彩发言,我想我们应该鼓励Mark Burgess的女儿在念完北京大学之后,再到五道口金融学院来念硕士和博士。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宣布我们这次论坛顺利结束,非常感谢各位嘉宾能够来到我们的会场,也非常感谢他们的精彩点评,对我们的思想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和交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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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前景 

  学术支持: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全球并购重组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创业金融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 

  主持人:朱宁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泛海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全球并购重组研究中心主任 

    

  朱宁: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我刚刚进入会场看到非常众星闪耀的一场主题论坛,我们下面接着一个主题论坛是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前景,也是有很多非常重量级嘉宾,给大家带来非常有内容的讨论和真知灼见。 

  我是来自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朱宁。 

  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前景论坛,得到了京东金融、《清华金融评论》、未央网的大力支持。 

  同时,这次论坛是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学院的全球并购与重组中心,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的创业金融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联合支持的。 

  同时,感谢我们的合作机构汉富控股的大力支持。 

  在今后的一个半小时时间里,有来自于各个不同领域的六位专家,跟大家一起进行分享。 

  首先,利用这个机会欢迎六位嘉宾上台: 

  第一位,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鹤年: 

  之前冯先生在监管层曾经任过证监会法律部的副主任、非公部的主任和创业板部的主任,在此之前还担任过证监会山东局的局长,很高兴冯先生能够分享他自己从立法到监管,到实际操作方面的经验。 

  第二位,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余利明: 

  余先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待遇,同时曾任招商局集团的执行副总裁,目前负责国新国际的海外投资业务。余总之前在战略规划、并购、港口管理等方面都有丰富经验,今天也会给大家带来从余总亲身国际化经验角度,如何看待并购重组和私募股权行业发展。 

  第三位,汉富控股董事长韩学渊: 

  韩总毕业于北京大学,一直是以投资和投资管理为自己的主业,这次韩先生所创立的汉富控股为我们这次分论坛提供了大力支持。因为他个人非常优秀的投资业绩,韩先生曾在过去几年当选为国家的经济人物,也成为了私募股权投资界的优秀投资经理人和投资经理。 

  第四位,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蔡雷: 

  蔡总不但在投资领域有非常多的建树,也多次被评选为全国最优秀的私募股权投资家。同时,蔡先生也对五道口金融学院和国家金融研究院的工作作出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第五位,春华资本董事总经理王鹏程: 

  王先生目前任春花资本集团的董事总经理,负责金融机构和高科技方面领域,之前曾经任职于高盛集团的中国金融机构组,在整个中国的金融改革和中国私募股权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讲了这些政策层、国家队,来自于专业投资领域的专家,最后一位,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助理、昆吾九鼎讲席教授田轩,田轩教授目前任五道口学院院长助理,是我们学院的昆吾九鼎金融学讲席教授。田教授在回国之前在美国的印地安纳大学任教,也获得了终身教授,作出了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 

  再次利用这个机会,请大家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在座各位嘉宾,今天能够拨冗来到今天的论坛! 

  基于我们过去两天的论坛经验,我作为主持人的选择是,为给在座的各位专家充分的时间,让大家听到他们给大家带来的干货,所以我尽可能不打扰大家专注倾听,我剩下就把接下来一个多小时时间轮流交给各位发言嘉宾。 

  首先,有请冯鹤年冯总。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鹤年: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这个圆桌的主题是: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前景。 

  我看主办方邀请的主要是私募界的一些朋友,我是唯一一位券商的代表。所以,我也想从券商的角度,来谈一下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前景。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加速进入大资管的时代,过去中国经济主要是看增量,每年经济都保持着近两位数的增长。那个时代金融业的主要任务是帮人融资,现在中国经济主要是看存量。尽管经济增速已经放缓到7%以下,但是中国的金融企业已经积累了巨量的存量财富。金融业的主要任务,将是从帮人融资向帮人投资转变,这就是所谓的大资管时代。 

  根据中国GDI协会的统计,截止到2017年一季度,包括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子公司、期货公司以及私募基金在内的四大类资管机构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了53.47万亿。2015年底,这个数字也只有20.5万亿,短短两年多的时间,规模已经翻了一倍多,相应的行业总收入规模也在去年突破了1000亿。在中国经济节奏放缓和结构转型的关键时候,这样的高增长让我们对大资管行业的未来充满信心。 

  在大资管时代的巨大市场中,券商和私募又是最具活力,也最有潜力的两股力量。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四大类资管机构的规模增长出现放缓,尤其是公募基金增速大幅度放缓至1.5%,公募基金以及子公司专户甚至出现绝对规模的下降,只有券商和私募的资管规模攀升,其中券商资管规模达到18.8万亿,增长了6.67%,私募基金管理规模达到8.8万亿,增长了10.9%。 

  作为大资管时代的两股重要力量,当券商和私募产生交集,结果更加令人期待,这个交集就是今天我想谈的核心,券商私募基金子公司。 

  券商直投子公司正在向私募基金子公司转型。今年年初,中国证监协会发布了《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管理规范》,新规要求券商必须在一年内对直投业务完成整改,过去的券商直投将成为历史。全国约60家券商直投子公司将逐步转型为证券公司旗下的私募基金子公司。 

  经券商整改方案确认及相关子公司申请,中国证券业协会目前已经公布了两级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及另类投资子公司会员名单,其中一共有59家的券商私募基金子公司,15家券商另类投资子公司上榜,我们民生证券的子公司民生通海为位列其中。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券商系的私募基金子公司已经开始跑市场了,2016年,券商系的私募基金子公司显示出了极强的投资能力,投资业绩得到市场的认可。排名前五的券商私募基金营收都在10亿以上,这个背后应该说是券商带来的平台优势。 

  为什么说有这么一个优势呢? 

  第一,券商拥有完善的实体资源网络,可以丰富私募子公司的项目源。 

  寻找好资产、好项目是最难的难点,而券商在找项目上应该说是拥有天然的优势,实体创业项目的最终目标都是要走向资本市场。所以不仅仅是上市项目,一些早期项目他们也会主动与投行或者是券商的分支机构进行对接,为私募子公司提供了非常的项目源。民生证券我们的投行具有400人的规模,每年的IPO也有几十家,在全行业里面排名应该是中上的。所以整个来讲,因为券商的投行以及分支机构对接,可以为私募子公司提供丰富的项目源。 

  第二,券商拥有完善的金融资源网络,可以丰富私募子公司的资金源。 

  现在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型,间接融资时代,银行是核心,直接融资时代,券商是核心。券商的各个业务线条都有自己的融资渠道,拥有丰富的融资经验,他们的潜在客户也都是私募基金子公司的潜在募资对象。 

  第三,券商拥有完善的研究资源网络,可以提升私募子公司的投资管理能力。 

  券商尤其是从事卖方业务的研究所,是市场上最雄厚的一股研究力量,使卖方研究所可以维持一个比较高质量、成规模的研究队伍,以民生证券研究院为例。目前我们的研究院拥有110多位研究销售精英,应该说他们对于一、二级市场的研究广泛和深入,这种资源对子公司的项目筛选、评估、定价都有直接帮助,对子公司的募资也有帮助。 

  当然,也给券商的私募基金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个挑战表现在这么两个方面: 

  第一,从自有资金为主到外部资金为主,考验子公司的募资能力。因为规定,私募基金子公司及下属的资金管理机构向自有资金投资机构设立了私募基金,对单笔资金的投资金额不得超过该子工资总额的20%,以前券商直投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资本金,而券商近年来很多都在增资,包括我们民生证券,资本金相对来说还比较充足。 

  但是新规颁布以后,自有资金的比例不得超过20%,剩下的80%从外部募资,过去子公司以投资为主,未来应该是寻找合资对券商子公司带来新的考验,这方面应该说是经验储备不足。 

  第二,保荐加直投的模式受到限制,考验子公司的投资能力。 

  新规规定,IPO的辅导机构、财务顾问、保监机构、主承销商或担任拟挂牌企业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主办券商的,应当按照签订有关协议或者实质开展相关业务两个时点孰早的原则,在该时点后,私募基金子公司以及下设的基金管理机构的私募基金,不得对该企业进行投资。 

  此外,私募基金子公司不得以投资企业聘请母公司或者是母公司的纯销保监子公司担任保监机构,或者是主办券商作为对企业进行投资的前提,这实际上是对过去的券商、保监加直投依靠Pre IPO的模式直接出击,未来券商私募子公司寻找更优质、更丰富的项目,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吸引到外部的资金。 

  总而言之,挑战是暂时的,我们认为机会还是长期的,券商私募基金子公司转型也是大势所趋,我相信只要能在合法合规严格风控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券商的平台优势和协同的效应,未来的券商私募子公司将成为私募市场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也衷心的祝愿私募基金服务业能够开启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祝在座的各位朋友未来投资顺利,再攀高峰。 

  谢谢大家。 

  朱宁:谢谢冯总,我觉得冯总从身在证券行业讲了证券行业最近一段时间监管规则的改变,包括证券行业怎么能够和私募股权行业有一个更合法合规的方式结合,同时也讲了这种结合对于推动中国的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能有多么重要的贡献。 

  我们稍微把视野放得更国际化一点,因为我们下一位嘉宾余总有非常丰富国际化经验,现在从事的项目,无论从投资领域还是从管理领域都是有非常强的全球化的色彩。 

  所以下面有请余利明余总给大家分享一下私募股权和整个企业的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有什么样的关系,有请余总。 

 

  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余利明: 

  各位嘉宾和朋友,大家下午好! 

  谢谢朱宁院长,谢谢冯董事长好的开头,特别要感谢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给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够学习同台演讲嘉宾有关私募股权发展的经验。 

  我讲的是主权投资,当然和私募股权基金会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个人从主权基金视觉,看市场化基金如何助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观点。 

  首先,我们对主权财富基金,也就是主权投资做一个简单的检视。 

  截止到今年一季度,全球主权投资的资产规模将近75000亿美元,超过一半的积累,来自石油与天然气,和有关的国家,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中国的股权基金之所以现在受到这么多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它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目前全球十大主权基金中国占有三家:中投、外储和社保。而来自外储逐步出现多元发展的趋势,双边合作与多边国际合作越来越得到重视。 

  非常显然,这与我们最近几年实施“一带一路”的战略密切关联。 

  主权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除了政府拥有控制和支配以外,大部分的投资运作都相同,也就是追求风险调整后的回报最大化。主权投资规模这么庞大,加上政府拥有,又比较习惯于不透明,难免会让人怀疑全球的金融体系可能让它所用。类似20年前,当时我还非常年轻,在香港,亚洲金融风暴对冲基金冲击市场的风险。 

  因此,国际社会也逐步确定了主权投资在资本结构、风险管理和问责方面加强透明度的最佳做法,所有的这些规则后面,本质上就是要求主权基金必须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 

  我这边讲点儿非常政治正确的事,在业务上也是非常正确的事。我们看到,习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的主题演讲中,明确了很具体的三点内容: 

  第一,向丝路基金注入1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为3000亿元人民币,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合作支持“一带一路”项目,成立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促进中心,合作设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能力建设中心。 

  这些战略举措实质上是吹响了“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视觉之下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军号角。特别是在经过去年我们外储的下降,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更理解战略措施的重要性。 

  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香港仍然具有比伦敦、新加坡乃至上海,难以竞争的资源和能力。“一带一路”视觉下的人民币国际化,以人民币国际化视觉下的“一带一路”的投资,不是要不要香港参与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发挥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的问题。 

  香港是资本自由流动高度开放的小型经济体,它选择了美元的连续汇率制度。总体来看,运作成功,在全球范围内那么长时间金融的罕见管理经验,值得总结输出。 

  当然要总结就有模式,这个模式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就是经济规模的比较参数,这个是必不可缺的。美国与香港GDP的体量比大约是65,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GDP体量比低于65的两个经济体系难以采用连续汇率制度。下去学生们可以再做一些实证的研究,看看这个假设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关联性。 

  中国与斯里兰卡GDP的体量比大约130,是美国与香港体量比的一倍。按照香港模式,斯里兰卡是有可能采用连续汇率制度的,而斯里兰卡处在印度洋的战略要塞地位,与中国的经济、贸易联系密切,也处在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区域。如果通过人民币产业投资加国家主权债投资项目集群的输出模式,提高人民币在斯里兰卡的贸易结算、计价和外汇储备当中的占比,同时推动与香港模式下这个经济体与人民币挂钩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逐步增加人民币在这个经济体金融体系中使用占比,最终这种双边的合作有可能诱导当地的央行自愿采用与人民币挂钩的黏性汇率制度。 

  因此,我们看到一种可能性,通过“一带一路”项目群增加人民币在中小国家的使用水平,扶植香港连续汇率模式,提升人民币在中小型经济体内落实外储的地位,可以系统性在规模上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我们可以通过产业投资加国家主权办,也就是私有股权基金,加国家的基金主持,投资项目集群的输出模式,逐步覆盖经济体量合适的发展中国家,扩大境外人民币长期的投资规模,人民币的长期投资规模对建设离岸人民币的市场是非常重要的。目前缺的恰恰是这一块的基础。 

  斯里兰卡的经济规模世界排名大约在第65位,这意味着在全球约200个国家与地区当中,三分之二是有可能采取人民币项目集群加连续汇率模式的。而三分之二的国家与地区又大部分在“一带一路”的经济合作领域。在这个模式的推进过程当中,香港进行输出管理模式方,但是我们也要看到,50年不变,现在已经过去了20年,我们不难想象,在一国两制接近50年的时段,香港的美元连续制度汇率有可能转变为人民币的连续汇率制度,中国内地在吸取世界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又成为了对香港输出经验以完善模式的管理方。 

  人民币项目集群投资主要体现在中国优势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近日铁路的建设投入使用就是一个鲜活的案例,在基础设施和建设当中,产品标准化里面复制非常关键,有些硬件标准化,就像铁路一样,他们的绿色服务全是采用我们的服务标准,车也是用我们,所有的硬件、轨道等等,这个我认为比较容易做到的。而无形的投资产品的标准化比较难。 

  并且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一带一路”行业指数等等,在争相出炉。 

  我们要着重发展全球与人民币定价的标准化基建产品,把全球的基建产品与人民币的互动关系逐步发展成为类似石油与美元的联动关系,拥有人民币的储备权和定价权就等同于在全球基建投资产品中掌握了话语权。这个前景是非常诱人的。 

  概而言之,如果全球以人民币定价的标准化基建投资产品模式辅之于在中小经济体自愿采用人民币连续汇率制度,我们将完善离岸人民币市场,进而全面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 

  谢谢大家。 

  朱宁:刚才余总从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和私募股权投资的关系讲到了私募股权不简单是一个企业些微,不简单是一个商业行为,同时跟整个国家的战略和经济转型、发展有很紧密的关系。 

  下面几位嘉宾会更多从企业方面来讲,因为有来自企业的嘉宾,更多分享跟私募股权投资关系更紧密的话题。第一位来自企业的代表汉富控股董事长韩学渊,韩总分享一下您投资方面的经验,和您对于整个行业今后发展的趋势和展望,谢谢。 

 

  汉富控股董事长韩学渊: 

  大家下午好,首先表示感谢,我们的举办方还有各位嘉宾,还有今天在场的各位很辛苦的嘉宾,大家听了一天了。 

  刚才两位嘉宾冯总和余总都分别从券商和政府的主权基金层面给大家把股权投资大的一些方面做了一些介绍,从我这里来讲,我想更多跟在座的各位分享一些干货,就是到底中国的民营资本、民营资产管理公司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如何发展起来的。 

  今天来的时候主持人也提醒我,别老讲公司的这点儿事,咱们讲点儿行业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但是确实不好意思,主持人我准备的时候就是按照公司的发展战略来做的PPT的准备,当然页数也很少,因为我只有通过讲公司战略的时候,才能把这个行业完全讲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可能会引起在座各位的共鸣。 

  几件事吧,私募股权投资这么多话题,百度一下我的话,大概在2006年、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讲了,事隔十年我又讲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但是还是要讲。 

  十年还是同一个话题,2006年、2007年我在讲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我看了一下百度,我讲的内容可能会不太一样,虽然命题是一样的,但是整个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两个方向、主题也发生了变化。 

  其实私募股权投资就是两件事: 

  第一,募集,咱们怎么把钱募集到手里,没钱也谈不上投资了。 

  我看了一下中国基金业协会统计的报告,2万多家注册的基金公司超过100亿的是非常少的,只有100多家,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可能就是140多家。实际上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股权投资公司10亿以下的差不多占到95%,大概是这么一个数据,可能我说得还有点儿保守了,我估测10亿以下的占到99%,按照2万多的数据做统计的话。 

  刚才我们提到了像主权基金,募集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主权本来就是政府在投资。当然实际上对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股权投资公司募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从这个数据上能看得到,2万多家的基金管理公司,超过10亿以上的是很少数的几百家,剩下的都是很小的规模,1亿以下的更多,就是基金管理的规模。 

  这个跟中国的募集环境是有关系,在全世界所有的公司,股权投资的资金来源要么就是保险公司,是一个大头,还有银行,还有政府,包括一些家族企业,学校的投资,这些都是主要的渠道。 

  当然在中国有点儿特别,因为2012年之后,我们的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分别出了好多关于资管的新政、新文件,我想2012年到2015年之间,在募集上还是不错的,各个口无论从券商还是银行、保险,在股权投资上或多或少还都有一些可以拿到的资金,因为我们主要的投资人是来源于机构投资人。 

  但是最近这七、八个月,我觉得募集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政策、新的人马、新的团队在进行监管方面,可能把之前在募集方面的通道,还有一些可逆行,目前是属于停滞阶段,或者说相对的口开得窄一些。我想募集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我们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在2011年之前,主要是做海外美股、港股的投资业务,大家都知道,2008年、2009年前,你在国内玩基金也没什么用,因为投了也不能退出,投了以后没有股权分置改革,你投的这些钱从什么地方退出来?大部分也从基金上退出来了。 

  中国的基金管理基本上都是在2008年、2009年以后,到现在为止还不到十年的时间,所以2007年、2006年我那会儿讲基金管理募集还都是讲海外市场,没办法,因为国内没有这个土壤。 

  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增贷股全面做,就是美股,我那时候在美股做得还不错,没办法,因为中国的股票在美国很难发售,大家都不认可你,觉得你是假公司,你的财务报表都有问题。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从2012年开始做了第一支人民币基金,非常辛苦,当时在国内投的项目也少,也不像做得早的一波,该割的就割完了,我们发行挺难的。2011年回来之后,发行1个亿的基金,我整整路演了3个月,最后也发出去了,今年也是第一波投入基金也退出了,战绩还不错。 

  但是从2012年到现在为止,已经差不多五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到了260多亿管理规模。 

  现在从募集阶段来讲,还是来源于机构,就是银行、保险,还有一些家族投资人。另外大家看到我们的图片上,其实我们是有私人银行业务,大概有一些不错的城市都有我们的网点,我们在私营银行配置资产的时候会配置一部分我们的基金产品。现在我的发行看起来还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每年增长100亿,或者更多的规模在持续发展。 

  我想引起各位注意的是,募集其实是在中国私募股权投资环境中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大家伙在做基金管理和投资向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我再讲一讲关于投资的事,这就更加有想法或者是我的一些看法了,因为我们提请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在国外的对股权投资基金的估值模型中,因为我们也知道,私募投资基金有在境外上市的,在美国还有一些资本市场有上市的公司,这些私募股权投资上市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估值模型中很重要的一点,讲的是你的管理规模,什么是管理规模呢?你有规模的时候,才有稳定的管理收入,这是你稳定的现金流,因为你的收入在全世界投来投去看下来无论是专业的投资人还是行业的投资人,把收收益想做到15%、20%以上,我认为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我们的资本市场对于基金管理公司的估值基本上是看管理规模,管理规模大的时候,意味着你的管理费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和比较好的现金流。 

  当然了,这是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因为要做规模,为了拿管理费,而把基金的规模从几亿、几十亿做到几百亿、上万亿。 

  所以我想讲,首先大家在私募股权投资的领域中,对这一类型公司估值的时候,规模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我讲一下怎么能把规模做起来,看了一下中国的可投资,刚才我有一个公司的规划,在2020年的时候大概要做1500亿的资产管理余额,在我的资产管理公司这边的余额。实际上任务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要做到这个规模和余额,我大概算了一下,规模要做起来的话,大概有几个大类。PE投资已经不是大类了,在全世界所有的地方我觉得PE也都不太容易赚钱,因为信息太透明了,大家实际上是拼价格,那会儿我觉得2010年、2011年的时候,我们投的时候觉得8倍、10倍觉得挺高的,后来投了12倍、15倍,我觉得不能想象,PE都投到15倍了。 

  结果现在回头一看,15倍也不算贵,你能抢到就不错,你的人脉关系还可以,还能拿到这种东西。但是你要是15倍、20倍投这种产品的话,你怎么去赚钱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想在这些所谓投资的领域中要思考,如何做到这些。在投资的方向上来讲,有两个方向,其实这个东西也都是透明的,要么你去跑前端,做天使、VC,我特别佩服做天使和VC的人,因为确实周期太长了,基本上一个基金从一开始投下去到最后结束了,整整一代人都没了,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的选择其实要把规模2020年我们要做到1500亿的规模,可能更多的是在后端,就是大家能看得到我们的投资重点实际上是在PIPE,PIPE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主要是针对于上市公司投资的一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因为我觉得确实天使和VC我投不来,我已经40岁了,我投完基本上都50多了,所以我想快点儿赚钱,快点儿把规模做出来,重要的方向在PIPE,针对现有的上市公司做投资。而我们的PIPE基本上也把公司大概八个合伙人分成了五个行业,在这一个行业中我们在PIPE中上市公司的投资往下整合,有定向分发、股票质押、PE、VC、天使,但是我们注重于后端,因为容易起规模,在这种所谓的PIPE投资中我们可以大量地跟保险、银行、信托、资管来合作,很容易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让我的基金规模从200亿变到更大的一个体量。 

  这是刚才提到的,关于我刚开始说到的基金管理公司的估值以及投资方向。当然在PIPE投资过程中我们也分了方向,不是说我们什么上市公司都投,也是把产业聚焦化,八个合伙人在五个不同的产业中细分,每个合伙人只专注在这个领域做投资。 

  我说的这种玩法可能都差不多,现在国内的基金管理公司也都是TMT、大健康、消费升级都是这些东西,没什么可讲的了。 

  我想讲的是,我们从200多亿到1500亿比较关注的是PIPE投资和不动产,不动产的基金很容易把规模做起来。 

  我们的投资产品量是很多的,大家看一下,基本上在标准和非标的领域我们都在做投资,其实今天讲的股权投资还主要都是在非标的中间这一块,关注一下我们的投资在2010年要达到510亿,大概还有一些另类的固收类是我们投资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看得到我们的能力,价值发觉创造能力,和上面那张图差不多,就是在讲这个观点。 

  做PIPE投资很重要的是,除了细分产业之外,每一个我们的合伙人、专业团队必须在所在领域中提供如下的这些服务,非常重要,而且每一个合伙人我们要求他在这个产业中只能选龙头的公司,一到两家,进行服务。 

  谢谢各位。 

  朱宁谢谢韩总,我的体会我觉得韩总讲了募集,讲了这个行业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瓶颈,可能在座的在股权行业里面初创的投资人来讲,募集仍然是在国内一个特殊的挑战。他也讲了泛私募股权化,已经不是原来传统的私募股权做更多的PIPE、房地产、更机会型的投资。他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更多高附加值的服务,不只是简单的投资,能够给你的投资对象或者是企业带来更多的价值。 

  下面一位我们想有请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蔡雷先生,九鼎在中国和私募股权投资行业是一起成长起来的,大家都把九鼎当作中国私募股权作为私募股权行业的老兵或者是老将,蔡总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规划是不是有不同的想法?有请蔡总。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蔡雷:

  感谢各位老师,也是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校友,因为我也是五道口的学生,大家下午好!很荣幸能够回到学校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我今天就不讲九鼎了,因为也是公众公司,信息很充分,讲一下行业。私募股权投资就是PE,实际上从全球范围看,它是一个类金融的另类投资,时间不长,从美国开始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半个世纪,比起银行、证券、保险可以算是一个很小的细分门类。但是很有特色,也很重要,在不断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市场金融企业的发展过程中,PE扮演着越来越重要而独特的作用,背后的故事也很多,美国的门口野蛮人,中国现在也有,中国很多创造财富的故事,背后都有PE。 

  我今天的问题是两个,就是中国PE的理论问题和实践操作,为什么这么提?清华人、五道口人一贯讲务实、实践,所以我们得讲实践。同时我们这个实践也一定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理论联系实际,或者从实践中总结一些理论。我们在五道口、清华讲,一定是有这么一个风格,所以我也想讲这么一个内容。 

  首先讲一下理论问题,我今天希望用十分钟给大家讲行业,四个PPT讲清楚,两页讲理论。 

  刚才说PE在全球的时间都不长,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中国就更短了,20年,但是现在我们认为也面临大量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认识PE。我自己总结,它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PE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我这里有一个总结,就是两栖性的。PE从一开始就是跨着金融和产业诞生的,从PE这个词Private Equity,Private就是融资这一端,刚才韩总讲的PE一个是融资,一个是投资,一个是融资端,一个是资产端。融资就是Private,以私募的方式在融资。融了以后怎么应用呢?投到股权,而不是股票,Equity是股权,没有上市的企业的股权。很显然,就必须极其深刻、深度地跟实体经济联系在一起。 

  基于这个理解,就是全世界的PE,50年前的PE还是现在中国的PE,都有一个最本质的特征,一定是跨界,跨着金融和产业,怎么跨界呢?资金来源端是金融化的或者是泛金融化的。 

  实际上我们说PE最早是以私募的方式,实际上原来也不只是私募的方式,也有以公募的方式募集股权投资基金,比如说我们有些公募基金,下面也有一些基金公司,也在做直投。比如加了杠杆,私募化还是公募化都已经金融化了。 

  另外一端这也是PE最有特色的,一定是投的实体企业,而且投的实体企业的股权,不管是狭义的PE还是广义的PE,VC也是广义的PE,投的是初创企业,但是一定是股权,一定是跟企业的风险和收益高度匹配的。 

  这是我认为,如果要理解PE,第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理解PE是两栖性、跨界性的资本,基本上也是PE的价值所在,如果PE纯粹是金融资本,肯定没法比拼银行,如果纯粹是产业资本,也没法比拼很多实体企业,相关的资本运作,一定是跨界的、两栖的。资金端是金融化,投资端是产业化。 

  我认为除了两栖的普遍规律以外,还有一个特殊规律,这个规律就是PE一定要高度本土化的投资模式。实际上这种本土化的特色也来自于它的两栖性,PE的资金方面需要金融化,一定是跟业务所在国、机构所在国的金融体系高度相关,而金融体系大家知道是一个高度本土化的领域。同时PE投资的对象是实体企业、实业,而且实业股权,同时这也是高度本土化的一个情况。 

  比如我们说美国,PE最早诞生于美国,我自己总结,如果PE有两个最基本的模式: 

  第一,美国A模式,跟中国不一样,PE从诞生的那天,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加上高度成熟的实体经济,是以这么样的背景发展起来的,当然一开始就是做杠杆收购,就是门口的野蛮人,这是美国模式。 

  第二,中国模式,中国的PE20年前才开始诞生的时候,我们跟美国完全不一样,我们的环境是快速发展,而且当时很不成熟的金融体系,比如说杠杆收购,中国没有,加不了杠杆。尤其是收购企业,好多企业是第一代创业者还在。比如说收购万科,怎么收购呢?王石还在你收购它干什么呢?收购不了,这是跟美国完全不一样的。 

  中国模式一开始就是基于成长性企业的参股,是这样的模式,我们叫做C模式,中国大量企业创业者还健在,股权投资又不能合作,只能参股。 

  这是我讲的,我自己的总结,PE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本土性,可以说这也是PE的特殊规律。 

  我今天提出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两栖性的问题,跨越金融和产业,还有本土化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认为,这里面有大量的理论问题需要研究和理清,这些问题的研究从小的看,比如说最近证监会又出了一些规则,调整股东,比如说PE很多上市公司的股东,这些问题的解决就跟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相关。我们前面说了很多,冯总的券商直投,余总的主权基金,还有现在很多地方搞引导基金等等,这些机构如何发展?背后都有大量的需要理论上做一些澄清或者是研究。 

  但是另外更大我认为我们如果把PE的理论问题得到解决,实际上中国现在有更大的舞台等着PE机构,也会等着有志于参与PE、进入PE的行业清华五道口的学生们。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有几十万亿的国企要改革,这个PE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 

  刚才前面讲的“一带一路”,也是上万亿、上十万亿、几十万亿的投资,中国资本走出去,PE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还有更大的中国现在在谈振兴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体企业的产业升级,PE也会发挥重大的作用。 

  但是这些作用都需要我们理论武装之下的PE机构来迎接这方面的挑战,把握这方面的机会。 

  讲到理论,再讲一下实践,跟大家交流一下。 

  第一,讲一下过往20年中国的PE,有两个阶段,从2000年左右到2013年、2014年的样子,十几年的时间,中国PE经过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我前面讲的典型的中国模式,做成长性企业的参股,那个阶段中国PE的导入区,主要还是一帮外资机构,也有中国少量的机构。投资模式就是参股,选优秀的行业龙头企业、快速成长的行业龙头企业,当时的PE核心模型我认为是一遍式,就是选择优秀龙头企业,特别是蒙牛、伊利、双汇等等这些企业,成为他的股东,参股这么一个模式。 

  随着推进,到2009年创业板开始以后,我们成长性模式就要做一些优化,就进入了增加上市因素的成长性投资,就是Pre IPO,九鼎也是那个阶段发展起来的。这个阶段中国本土的PE就发展起来了,包括九鼎在内,这个阶段冯总也是最熟悉,因为他在证监会,知道当时有很多拟上市公司就有PE机构介入,目前是一个收获期,进入了很好的回报期。 

  这个阶段我认为也过去了,以这种模式在中国做PE,时代已经是俱往矣。 

  到2013年以后,中国整个大的外部环境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时候就是现在,我重点讲一下现在。现在中国再做PE的话,如果我们再讲成长性投资,中国的经济高成长期已经过去了,再讲上市前的参股投资Pre IPO已经不是主流了,主流我认为就是进入现在中国PE的第三个阶段,我自己总结,也在很多场合讲,叫产业整合性的投资。核心模式我总结是“1+N”,也很简单,就是帮助产业龙头整合,通过整合加上N的方式,成为一个区域性的系龙头,变成中国龙头,甚至国际龙头,变成一个甚至世界龙头,就是内部有一个“建龙计划”来支撑这个计划,叫“1+N”。还有很多行业可以主动去打造这个N,就是通过整合N的方式打造1,这就是中国现在PE的主流模式。 

  如果说我们在座的校友们、同学们想深入参与PE,进入这个机构,从事这个业务,我认为现在就是“1+N”,做这个事,如果没有“1+N”的本事就不要做PE了。 

  未来的市场我认为中国也可能逐步走向一个标准的美国模式,就是A模式,可能出现杠杆收购。随着中国经济整体增速进一步下降,这是必然的,中国金融体系进一步成熟,各种金融手段进一步增加,大量的第一代的创业人退休,中国很有可能也逐步迎来杠杆收购时代,但是我认为那个是可能五年甚至十年以后的事情,现在还不是主流,主流就是产业整合的模式,我认为是“1+N”的方式整合产业,打造龙头。 

  这是我今天用了十分钟多一点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我自己关于行业方面的思考,以及我们自己的实践,希望对大家的工作、学习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 

  朱宁:蔡总在短短的十几分钟时间里面,不断的回顾了行业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展望了在中国今后一段时间私募股权发展的趋势。 

  我印象深刻的是冯总讲到了很重要的一点,讲到PE私募股权发展本土化的特点,讲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性。 

  下面,请春华资本董事总经理王鹏程,因为您无论是高盛的经验还是春华的经验,更多是国际化或国际资本和中国产业基金的对接和对私募股权的一些想法,有请王总。 

 

   春华资本董事总经理王鹏程:

  谢谢大家!谢谢朱教授的邀请。 

  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朋友们好!我想借此机会,抛砖引玉和大家分享一些春华对于私募股权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些理解,也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和我们的一些实际操作,谈一谈这个行业的一些发展趋势。 

  首先,从总规模上看、从全球资产配置来看,私募股权已经成为机构投资者最重要的一个资产配置类别之一了,从投资回报率来看PE的平均投资回报率,无论在成熟市场还是在亚洲的新兴市场,都高于整体大盘的表现。 

  比如以北美为例,在过去20年里并购基金的平均投资回报率差不多是12%,而相对而言二级市场的标准指数标普500的平均回报率差不多是7%,两者差5个百分点。在亚太地区这个差距其实是更大的,差不多是8%左右。 

  这种相对回报的优势,也大幅带动了私募PE的整体规模,过去几年里全球整体的投资规模,基本上一直保持在两三千亿美元以上,这是个非常大的规模,而整体的募资规模更大,基本上达到了每年5000亿美金的节奏,而全球目前私募代投资资金的总规模,已经超过了15000亿,这是个非常非常惊人的数字。 

  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日本的软银,他创建了软银愿景基金,这一个基金的规模就达到了接近1000亿美金。所以我们觉得,从全球的资产配置来讲,私募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高,它从早期所谓的另类投资,现在逐渐变成了一个越来越主流的投资安排。 

  正像前面一个论坛唐宁讲的,从固定收益向权益投资转变,从短期投资向长期投资转变。我想,这些趋势其实都是有利于私募股权投资长期发展的。 

  这个庞大的投资规模,不断对实体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规模的兼并收购,也不断的塑造产业的格局。私募基金的形象从最早的门口野蛮人,也越来越多的变成了提升企业效率,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推手。 

  从中国来看,经过过去20年的发展,中国的PE市场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了一个最值得投资的新兴市场。按照去年的数据,中国的私募整体规模其实现在已经超过了公募基金的规模了,私募基金里面其实超过一半都是私募股权基金,这个规模是很大的。在过去四五年里,PE在中国每年的投资金额,这个金额也很大,平均每年是超过400亿美元,中国整体的市场回报率也基本上领先于亚洲的其它市场,包括日本或者印度,成为现在最核心的亚洲市场。 

  我们春华资本作为一个范例,在过去几年里其实也取得了蓬勃的发展。经过7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总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超过了300亿元人民币。 

  后面,我跟大家再聊一聊私募股权投资的一些投资策略和方向趋势。因为从宏观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从以外需拉动向以内需拉动转型期,这个是跟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外部环境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相关的。所以,在这个宏观背景下,我们觉得中产阶级的崛起和技术的创新,还是会成为下一轮增长的一个核心方向。 

  所以我们觉得,PE的投资有以下三个方向,会成为重要的关注点: 

  1、科技创新产业,也就是所谓的TMT产业。 

  亚太地区一年的PE投资额差不多是900亿元美元,而其中差不多400亿美元都投到了科技相关的行业,这个比例非常高,这是一级市场的投资额。 

  从二级市场的观点来看,其实跟一级市场是高度一致的,如果看现在全世界排名,市值排名最高的公司前五家都是互联网和科技股,而前十的公司有七家都是科技类公司。 

  私募基金参与科技类投资,我想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阿里巴巴集团,2012年包括春华在内的一系列私募基金和主权财务基金,投资了阿里巴巴集团,这笔融资帮助阿里调整了资本结构,也奠定了公司后续几年长足发展的基础。公司的核心业务,也从最早的电子商务,拓展到云计算、智能物流等领域,目前公司市值已经超过了3000亿美元,名列全球的前十。在这个过程当中,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阿里之外,我看昨天论坛还有京东、蚂蚁金服等等大型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他们其实也都是私募基金和企业合作一些比较经典的案例。 

  我想,从这个行业来看,移动互联网广泛的渗透,还有大数据、并行计算能力的显著提高,都在不断创造出新的行业发展机会,以及投资的热点。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例,其中人工智能领域在2016年的投资额达到了50亿美元,这个数字跟五年前相比基本上增长了8-10倍。 

  另外一个方向,大家比较熟悉的构造技术结合传统领域的共享经济,在这里面比如以共享出行为例,包括美国的Uber、中国的滴滴,等等一系列公司,他们合计的融资额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接近300亿。除了共享汽车以外,还有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等等一系列现在新的热点。 

  所以我们觉得,以上的这些科技创新产业,都会持续成为PE投资的重点方向。当然,由于科技领域的广泛存在的网络效应,我们觉得这里面会使优势的企业变得强者愈强,成为行业龙头企业,以及在技术上具有比较强优势的企业,我们觉得会长期受到投资人的青睐,也会具有超过行业平均水平的爆发力和吸引力,在资本市场上的溢价也会相对比较高,这是我们对科技创新产业的看法。 

  第二个投资方向,我们觉得是大消费、泛消费服务业。 

  我们知道,消费行业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这里的原因当然是持续的城镇化、中产阶级崛起,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成为持续的推手。 

  另外一方面,在结构上,中国的内需转型,也会成为长期的利好。这个我想给大家举两个例子,都是去年发生的例子,也都是中国PE基金入股洋快餐领域的案例: 

  1、春华资本携手蚂蚁金服,投资了在中国拥有7000家肯德基和必胜客门店的餐饮巨头百胜中国,成为了纽交所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2、中信股份、中信资本和凯雷收购了麦当劳的中国业务。 

  我想,这些案例都说明,现在投资人一方面继续看好这类公司业务向三四线城市,向下渗透的能力。另外一方面,技术的影响也会带动传统消费的升级换代。比如像移动支付、数字营销、线上线下的O2O结合,这些都可以成为这些企业未来价值增加的重要方面。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消费行业未来的投资机会,我们觉得依然会很多,但这里面主要会集中在消费升级还贷,以及技术和消费结合的领域,这是我们对消费的一个看法。 

  第三个方向,跨境并购。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去年中国跨境并购的交易额再创新高,从2015年的差不多1000亿美元翻倍增长到差不多2000亿美元,中国的海外收购资产的新闻也频繁出现在全球各种媒体的报端。 

  几个比较大的案例包括: 

  1、中国化工400多亿美金收购了化工巨头先正达。 

  2、海航100亿美元收购CIT的飞机租赁业务。 

  3、国家电网40多亿美元收购巴西的一个私营电力公司。 等等。 

  所以,这样的案例非常多。我们认为,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为数众多的消费者,还有日益提升的消费需求。通过收购可以获得海外先进的技术、成熟的品牌和管理模式。相较前几年而言,几年以前是以国企主导,以资源类为主的海外并购为主,近年来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重心,也逐渐朝成熟市场、发达国家转向,也开始收购具有核心技术和成熟品牌的制造业、消费品和科技行业,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表现。 

  虽然2016年中国跨境收购的交易额实现了翻倍的增长,但是我们觉得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投资者,还没有发挥出全部的潜力,西方还有很多非常好的标的资产,尤其是在消费服务、科技领域,有很多良好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处在价值洼地,构成战略投资价值的机会,我们认为中国投资人应该更加积极的去争取。 

  跨境收购虽然有巨大的吸引力,但是从硬币的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海外的兼并收购其实有很多挑战和困难的因素。我在这里列举一下,其中主要的包括,像监管的风险、财务的风险、项目经验的欠缺、政府行政审批,包括国外比如美国的审批,还有国内审批的不确定性,以及最终整合以后业务能不能协调发展的因素。所以,其实风险是比较多的。 

  如何才能成功完成一个跨境收购呢?我们认为这个核心因素包括以下几点: 

  1、要有长期的战略准备,投资要有备而来,而不是为了收购而收购。 

  2、需要必要的人才储备,需要熟悉对方的市场环境。 

  3、需要经验丰富的合作伙伴,里面包括了合适的顾问、中介,还有联合投资人。 

  4、对于企业自身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包括企业自身在企业文化上必须非常的开放,另外管理层必须有很强的执行力。 

  所以我们认为一个成功的跨境并购是不容易操作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各样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市场逐渐认识到寻求跨境并购的中国企业跟PE合作、跟私募基金合作,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一方面PE的资金优势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PE在妥善处理业务、法律、财务和公司治理方面的丰富经验,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从我们操作的经验来看,还有跨文化的沟通和谈判过程中,PE也往往具有非常独特的优势。从我们历史上操作的案例来看,很多海外的卖方和顾问,甚至会主动引导中国的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寻求PE的帮助,所以从卖方来看,这是一个提高收购确认性的很重要的考虑。 

  所以我们相信在跨境投资领域,大家也会看到PE主导和参与的案例。 

  以上这三个方面是我们认为未来几年私募股权投资比较重要的趋势和方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很高兴看到PE在过去十几年取得了蓬勃的发展,我们觉得这个是众多市场参与方以及监管机构共同努力的结果。在为投资人追求长期回报的同时,我们也肩负着引导社会资本良性流动的责任。 

  和大家共勉,谢谢大家! 

  朱宁:谢谢王总! 

  王总确实是从一个更国际化的角度讲到了今后一段时间国际化对于中国企业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可能私募股权这个行业、私募股权的专业投资机构,怎么能和实体企业更加紧密的结合,帮助中国企业进行更成功也是更有效的国际并购和重组。 

  这场论坛是整个五道口论坛的最后一场,田轩教授的发言也是我们最后一个发言,所以我们都是把最好的留到最后,我们五道口自己的田轩教授会跟大家分享关于CDC,关于企业内部创业投资方面的研究和想法,有请田轩教授。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助理、昆吾九鼎讲席教授田轩:

  谢谢朱宁教授,大家下午好! 

  就像刚才朱老师说的,这是我们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金融论坛的最后一个主题论坛,我是最后一个发言人。我想这两天以来,几十个专家给大家分享了很多的观点,我在朋友圈看到大家都说收获满满,干货十足。但是开两天会挺累的,挺烧脑的。所以我觉得到最后一个发言人大家还坐在这儿不走,说明都是真爱。 

  下面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叫《企业风险投资,一种新的创投组织形式》。我们知道学习主要是通过对比来形成的,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种新的创投组织形式,我们就来看一种传统意义上的风险投资。 

  传统意义上的风险投资我们叫它IVC,它的组织形式其实核心就是一个私募股权基金,它从LP合伙人那儿拿钱把它放到Pool里面,由普通合伙人来管,普通合伙人来收管理费和管理分红,现在全世界基本上是2%的管理费加20%的管理分红。他们把钱放在一个基金里面,一个一个投资项目,一般就是创业企业。 

  这个是传统意义上的风险投资,我们来看看新的组织形式,我今天要给大家主要介绍的就是企业风险投资。在后面投资端全都是一样的,唯一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它的资金来源是一个背后的企业,是一个主营业务非金融的产业,所以它是背后母公司底下的风险投资部,然后把钱拿过来以后再投一个一个小微企业,这个是基本上企业风险投资,就是CVC和传统意义上IVC不一样的地方。 

  CVC的定义就是主营业务非金融类企业设立的风险投资,通过它的附属机构直接进行风投,这个例子我可以给大家举很多。 

  比如说美国做得最好的就是因特尔,大家知道美国的VC历史其实从1946年第一家开始做,因为二战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创伤很大,所以他们意识到我们要扶植小微企业,从1946年第一家传统意义上的VC开始。但是真真正正出现第一家CVC,他们用了20多年的时间,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主要是医药行业,因为医药行业的投资曲线太长了,所以传播意义上的VC没有办法做,开始第一家CVC出现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很多的企业,像因特尔、Google、通用、微软、戴尔等等,这些大型的企业都有自己的风险投资部,然后去投这些小微企业。 

  我们中国的VC(刚才蔡总也说了)发展历史其实非常短,真正意义上开始的就是从1998年中央当时提的“一号提案”,中国的风险投资才慢慢开始发展起来。但是我们有后发优势,基本上在1998年、1999年同时第一家CVC就出现了。现在国内做得最好的应该就是腾讯,腾讯做的CVC产业基金非常好,其他的阿里、百度、联想都有自己的CVC,尤其是联想非常全,早期的乐基金、联想基金,到中间的CV,到后期的PE。所以我们国内的CVC发展最近也开始追起来了。 

  CVC和IVC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CVC、IVC没有什么好说的,它是一个投资机构,投资唯一的目标就是赚钱,但是CVC重要的区别是,它首先优先考虑企业的战略目标,而不是以财务回报为最主要的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大型企业发展得非常庞大,一个企业要不断地发展需要找到不断的增长点。我们知道产业现在技术发展非常快,以前一招鲜,吃遍天,你有一项技术、一项专利就能够在10年、20年、30年、50年甚至100年占据整个市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大量的企业需要不断地找到它的新的增长点,然后要不断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毫无疑问并购重组是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或者是最直接的办法,我如果在一个夕阳产业里面进入到朝阳产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一家公司。但是大家知道,并购重组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两家企业是不是能够谈成?走到最后一步,即使合并了,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最后分手了,因为两家企业的文化、融合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 

  所以美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个很好的补充是什么呢?就是CVC。我现在是一个大型的企业我专门设了一个风险投资部,我去做CVC,找到那些我认为对我企业布局有帮助的小微企业,他投资的目标都是小微企业,或者是上下游产业的布局,或者是我想进入到一个新的产业。我直接买一家成熟的公司很费劲,我就干脆做CVC,然后投一些小微企业,像撒芝麻粒一样,这家投100万,那家投50万,然后组成资产组合,慢慢让这些企业发展起来去扶植它、培育它。 

  当然,跟传统意义的VC一样,大量的企业都失败了,VC是风险投资,大量的企业都血本无归,都失败了,但是没有关系,只要其中有一、两、三个企业在我的扶植下发展起来了,我就实现了战略布局,可以通过建立产业战略联盟,或者是直接并购,相当于完成了产业布局。 

  当然,跟传统意义的VC一样,大量的企业都失败了,VC是风险投资,大量的企业都血本无归,都失败了,但是没有关系,只要其中有一、两、三个企业在我的扶植下发展起来了,我就实现了战略布局,可以通过建立产业战略联盟,或者是直接并购,相当于完成了产业布局。 

  所以CVC在投资的时候,它的财务回报也会考虑一些,但是最考虑的是企业的战略布局。 

  和传统意义上的CVC另外一个不同的是,它基本上使用企业的自有资金,IVC要从LP募资,但是CVC基本上是从它的母公司那里去获得资本。 

  和IVC很重要的区别地方,也就是CVC的投资存续期非常非常长,我们知道美国的投资存续期一个IVC基金基本上10+2,基本上有十年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延长到十二年,这个存续期比我们国内长很多,国内基本上是5+2甚至更短。但是即使是这么长的存续期,投资的时候到了十年甚至到了十二年总是要清算,要把你的回报还给你的LP。 

  所以在很多非常漫长的行业里,尤其是像医药行业,你要制一个药,从开始有想法,到实验室,到临床,到真的上市,能够成为发售,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传统意义上的VC存续期没有办法满足这种需求。但是CVC就可以了,因为它背后依托的是母公司,只要母公司还在,只要微软、腾讯还在,那我就可以一直支持下去。 

  所以IVC和CVC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投资期非常长,当然它有它的缺陷,它的缺陷就是独立性相对来说比较差,IVC管理人基本上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看准了就投,但是CVC因为是依托于背后的母公司,所以它的独立性相对来说比较差。 

  那么我们也对CVC和IVC做了一个对比,我后面会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个学术的论文发现。 

  总体来说,我们发现CVC相对于传统的IVC长期的创新会更好,就是它投资小微企业长期的创新会更好。这些小微企业成功退出的概率会更高,也就是IPO或者是被收购的概率会更高,如果它要是IPO的话,市场估值相对来说会比较高,这是我们发现的一个对比。 

  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现在全球CVC的状况,2011年到2016年是CVC直接投资创纪录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看,2016年的数据我们没有完全看到,2011年到2015年,对初创企业投资增长185%,金额增加335%,所以说基本上是一个很迅猛的速度在增加。 

  在过去几年里,全球将近20%的VC里面就有CVC的投资。我们知道在很早期的时候,即使是在本世纪初2000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看IVC投资,绝大多数都是IVC,非常非常小的CVC,占5%、6%。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它已经迅速地增长到20%,每五个VC的投资里面就有一个是CVC的投资。 

  2016年107家新成立的CVC基金第一次投资同比增长20%,在去年基本上75%的投资是在下半年完成的,主要是在种子轮、A轮和B轮。 

  这张图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基本上从2012年到2016年,按季度来看,总体的CVC的增长趋势是一个非常稳健的增长趋势。 

  从新成立的机构来说,我们到2016年107家企业,基本上上升的趋势是没有改变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 

  从全球的概况来说,大部分的CVC投资还主要集中在北美,基本上2016年全美CVC投资有250亿美元,共计1350多家,最活跃的十支CVC基金里面有九家总部在美国。可以说最活跃的,我前面说了因特尔资本,它基本上做得最好,也是时间最长的一家CVC。Google风投基金也是2016年非常活跃的一家基金。 

  从地域分布来说,60%的CVC投资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各占20%左右,在美国的CVC里面又有50%是加州,其实是纽约州、麻省、德州和华盛顿州。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这个是美国的地图,这个是VC眼里的美国地图,所以基本上在VC眼里面,他们只有几大州,第一大州毫无疑问是加州,加州主要就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北加,在硅谷,里面有两所著名的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提供了巨大的技术支撑,很多高科技、IT行业都云集在那里。还有就是南加,就是洛杉矶,这是美国第一大州。 

  第二大州在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就是麻省,马萨诸塞州,马萨诸塞州核心的城市就是波士顿,大量的医药行业,生物制药企业云集在麻省,主要在波士顿地区,90号公路附近。 

  第三个州是纽约州,其实它大量的GDP或者是经济活动都集中在纽约市,更多的经济活动其实是集中在曼哈顿半岛,大的公司、金融机构云集。所以纽约州凭借着曼哈顿可以在美国VC的排行榜排到第三。 

  第四的是得克萨斯州,主要是有能源,所以很多能源行业的VC在这里云集。 

  第五是华盛顿州,这是在最西北的,它跟美国华盛顿DC是不一样的,它是专门的一个州,华盛顿州最主要的城市就是西雅图,西雅图里面有很多大的公司,比如说像微软、星巴克,很多大的公司云集在里面,所以做很多CVC。 

  基本上除了这五个州以外,其他的州在美国的VC眼里基本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在其他非美国的地方,印度和英国的CVC去年投资增加非常快,但是我们中国的CVC投资其实是有减少的趋势,我们从数据上减少了17%。当然最受CVC欢迎的行业主要是互联网的初创行业,50%的CVC都在投互联网的初创企业,当然也包括移动和电信通讯、计算机硬件、软件等等。 

  这张图给大家显示的是中国的CVC投资趋势,所以我们还是从2012年到2016年,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时候基本上2012年、2013年中国的CVC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2014年、2015年开始有一个大的上升,2015年第三季度有一个大的上升,到2016年出去,主要是2015年三季度是大额的滴滴出行的投资,基本上我们回归到2016年,又回到一个相对比较低的层次。 

  所以中国的CVC的发展还是比较初级阶段,投资额还不是特别大。 

  我梳理了一下中国的十大CVC,基本上腾讯、阿里、京东、百度,这些我们知道的移动互联网巨头,他们还是非常关注自己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有很多的投资。包括其他的像垂直领域的,教育垂直领域的龙头,他们也在做很多CVC的投资。 

  从投资的轮次来分布,我们仔细看一下,我们可以分为天使轮、A轮、B轮、C轮等等。腾讯上就是传统意义上的VC,它投资的轮次非常均匀,跟一个传统意义上的IVC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如果我们仔细看阿里、百度,他们就比较偏投后期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像星河互联、好未来、新浪微博,他们更注重的是投前期、早期的项目。所以你看每一个CVC投资的风格不是特别一样。 

  如果从投资的行业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一些VC就投它的主营业务,投它相关的领域上下游,比如说像腾讯,投游戏,阿里投电子商务,小米投硬件,奇虎投软件,好未来投教育,非常清晰。 

  但是有一些CVC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考虑跨行业产业上的布局了,已经开始考虑了。比如说京东投硬件,百度投文化娱乐,包括平安投医疗健康,其实上下游的投资,包括想进入一个新的行业的想法雏形也基本出来了,这是我们国内CVC行业的分布。 

  我最后给大家归纳一下,企业为什么要进行CVC投资。 

  首先,它想了解行业、市场和技术的最新趋势,一个企业固步自封是没有希望的,它一定要在不同的阶段找到新的产业升级、新的增长点、新的技术。那么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来做CVC,同时CVC也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新技术、新市场第一手资料,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们外包研发工作也初创企业。 

  大家知道一个大型的企业经过20年、30年、50年的发展,内部的阶层已经非常固化了,所以很多企业文化已经没有当年创业阶段的那种朝气和热情,而且企业的中层大量的扁平化。所以里面的R&D研发中心其实效率是很低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原创性的研发极少是在大型企业的研发中心做出来的,大量是在大学或者是小微企业做出来的。 

  所以企业通过成立CVC,就是要外包,把跟小微企业建立联系,把我研发的工作外包给小微企业做,同时也有其他战略的考量,增加协同效率和销量。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它能够获取企业的技术和获取企业的员工。我当时还没有回清华,在国外做教授的时候,我当时给我的学生安排了一次去加州的学习,两个月前就约好了,看一下小微企业。等我们到了那儿以后,发现这家企业被卖掉了,老板都换了。然后我们跟他的买主来讨论,他告诉我们买了这家企业资产全都不要了,全都卖掉了,你的资产我都不需要,技术也不需要。我问了这个买家,我说那你买这个企业干嘛呢?他说看中的是这个团队。所以很多企业在做CVC,其实也是要获得员工的机会。 

  就像我前面说的,除了战略的考量,其实经济利益的回报是次要的,对于CVC来说。 

  最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学术的观点,我们看企业的创新。和IVC相比,CVC更加能够激励企业来进行创新,因为其实是综合了两种组织形式的优点。我们看大型企业通过研发中心来做创新,传统意义上的IVC通过投资创业企业,创业企业来进行创新。CVC其实是把大型企业的研发新和IVC结合在一起,有大型企业的长期支持,大量资金的支持,同时又能够对市场、风险、失败具有高度的容忍性,只要我这个企业在,就能给你提供源源不断资金的支持,可以不断试错。大家知道创新其实是从0到1的过程,跟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是不一样的,传统的工作就是重复就行了,创新是从无到有,不断试错,对失败不断容忍,才能真正激励创新。 

  所以这种大型企业能够提供长期的支持,就能够允许他投资的小微企业不断试错,激励创新,同时它又综合了传统IVC的对市场风险的预测,对市场的经验。大家知道传统的IVC能够接触到市场上的项目是海量的,是一般的企业没有办法做的。所以CVC其实是综合了传统的大型企业的研发中心和IVC的优势,然后形成了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最后我给大家看一张图,这张图是来自一篇学术论文,这个是2014年发表的,我和我的两个伙伴做的。这个图其实我们就来对比两类小微企业,一类小微企业我们叫是CVC支持的,用蓝线代表,一类企业是IVC就是传统意义上的VC支持的,我们用红线代表。 

  我们看这些企业的创新水平,我们用这个企业的专利数(申请了多少专利)来衡量创新,纵轴代表的是申请的专利数,横轴代表的是时间轴。第0年表示的是,在这一年小微企业收到的第一轮CVC或者是IVC的投资,1、2、3、4、5代表之后的1、2、3、4、5年,-1、-2、-3、-4、-5代表之前的1、2、3、4、5年。 

  我们来看,这两类企业在受到第一轮CVC、IVC的资金支持之前,他们的创新水平差不多,每年大概两到三个专利,很难区分出来。但是在第0年以后,拿到VC的投资以后,两类企业的创新水平都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一个陡然的上升。这个其实不新鲜,这个发现并不奇怪,因为企业拿到VC投资了,有钱了,财务约束被放松了,所以可以做研发,创新水平增加了,这个不是我们的贡献。我们的贡献是发现了这条蓝线的增长速度更快,而且永远是在这条红线的上面。因为CVC对失败的容忍,因为CVC母公司能够提供一些战略上的支持,所以CVC投资的小微企业创新的水平更高。 

  这个是我们这篇学术论文的主要观点,我们后续的论文也发现了CVC支持的企业成功上市IPO的概率更高,即使上市以后,估值也会更高。 

  综上所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CVC已经走过了很长的历程,我们中国的CVC虽然发展得很快,但是其实还有一大片是蓝海,往往很多的上市公司大量的现金趴在账上,或者是投资理财产品,在金融的圈里面转来转去,始终不能够脱虚向实,投到真真正正的实业中,我们说金融是为实业服务的,但是实业也要拥抱金融。 

  我觉得下一个方向,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大力地发展CVC,真的让大量的钱、资金能够进入到小微企业,为中国的创业创新做出努力和贡献。 

  谢谢大家。 

  朱宁:谢谢田教授,各位嘉宾不但分享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而且时间管理都是非常出色。 

  最后感谢各位嘉宾的非常深入的分享,感谢合作伙伴,同时感谢在座的各位听众,感谢你们的时间和你们热情参与,谢谢大家! 

 

会议日程

2017年6月3-4日

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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